作者：吕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教于安徽财经大学。
来源：《学术界》2011年08期（注：因篇幅原因，删去原文注释及摘要）
1985年6月，一批从事中国清史问题研究的西方学者们像往常一样从自己的信箱中收取美国清史研究会(Society for Qing Studies)主办的《清史问题》(Ch’ing-Shih Wen-T’i)杂志。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杂志居然改名了，“晚期帝制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这个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然而，为什么要改名呢？是学术内部发展的必然趋势，还是外部环境变迁的不可逆转？让我们首先看一看编者们的回答。
在这一期杂志的前言页中，新任主编李中清(James Lee)和费侠莉(又译傅乐诗)(Charlotte Furth)合写了一封“新主编的信”。在信中，他们指出，采用新的名字是基于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读者群，把一些非清史方面的研究专家也包括进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明采用一种更为有机的分期，要比在王朝框架下探讨清代更为可行。此外，两位编者希望以此为契机，来促进学者对清代社会和文化进行一种长时段的研究。
由此可见，在李中清和费侠莉的眼中，杂志更名主要是考虑到学术自身的发展趋势，期望从长时段的角度出发，把清史置于一种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是为了扩大杂志的受众面和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策略。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次更名看成是一起学术事件的话，就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更名事件的表层原因上，而应该将其置于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脉络中进行考虑，充分发掘事件背后所包含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
在这起更名事件中，最为关键的不是为什么要改名，而是所改的名字：“晚期帝制中国”。从1970年代开始，这个词开始在美国中国学界流行开来，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很多美国明清史的著作依然冠以“晚期帝制中国”的标题。但是，以目前我们对美国中国学的介绍和研究状况来看，很多精力都被用在了对人物、作品、研究范式的介绍和整理上，而对类似“晚期帝制中国”这样的关键词背后的学术史脉络以及政治、文化背景却缺乏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将以“晚期帝制中国”这一关键词为剖析对象，挖掘其来龙去脉和文化背景，一方面理清概念的内涵外延;另一方面，从词汇意义的变迁中窥视美国中国学史的发展趋势。
1相关问题回顾
国内学界对美国中国研究中的关键词探讨，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像“士绅”、“内卷化(过密化)”、“大分流”等引起海内外学界广泛争议的词。但是，对历史分期方面的关键词探讨，则相当少见。李天纲的《关于中国的“早期现代性”》(《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以及孔诰烽的《从“早期现代性”、“多元现代性”到“儒家现代性”》(《读书》2002年第2期)则是从现代性的多维视角出发，探讨了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中国研究中的另一个关键性的历史分期术语“早期现代中国”(Early Modern China)。而对“晚期帝制中国”这一历史分期术语的探讨，则需要参阅相关的英文文献，其中，印第安纳大学的司徒琳(Lynn A. Struve)主编的《世界历史时间下清的形成》(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一书对包括王朝周期体系(Dynastic Cycles)、帝国晚期(Late Imperial)、早期现代(Early Modern)在内的几种主要历史分期术语进行了考察，并对其背后的学术史脉络做了整理。而史乐民(Paul Jakov Smith)、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主编的《中国历史上宋、元、明的变迁》(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in Chinese History)一书则讨论了讨论“唐宋”与“明清”之间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问题，在此书的第一章，万志英回顾了“晚期帝制中国”这一术语兴起与发展的历史。此外，丹麦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克劳森(Soren Clausen)的《早期现代中国:一项初步的检视》(Early Modern China: A Preliminary Postmortem)一文，对“早期现代中国”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总结。日本学者岸本美绪(Kishimoto Mio)的《中国历史与“早期现代性”概念》(Chinese History and the Concept of “Early Modernities”)一文讨论了“早期现代性”这一概念与中国历史之间的适用关系，对我们理解美国中国研究中的相关历史分期术语大有裨益。
2“晚期帝制中国”概念的发展演变
通过查询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教授在1973年所编成的三卷本目录《近代中国社会研究文献解题索引》和马钊先生在2006年所编成《1971－2006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笔者发现最早使用“晚期帝制中国”这一概念的学者是孔飞力(Phillip A. Kuhn)。1970年，孔飞力出版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并在书中质疑了以往的近代史分期，在第一章《地方军事与传统国家》的第一节《近代史的时限》中，孔飞力指出如何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作为整体的传统中国的衰落，是一个令近代史研究者颇感困难的问题。孔飞力认为：
中国政治制度的长期稳定性和地方社会的连续性使得行政的过渡和朝代的承继既不来自于中国人生活的下层结构，也不长久地作用其中。政权的兴衰、国家事务中上层各派系的冲突，只不过是稳定深渊的表面波浪。
上述这段话表明孔飞力认为朝代的更替或是政治兴衰并不可以作为近代史划分的依据，“长时段”的社会结构变迁才是历史分期的有效标尺。因此，他使用“晚期帝制中国”这个词，意在跳出王朝循环的窠臼，避开政治大事件的缠绕，从中国社会内部入手，强调中华帝国的发展具有一种内在的连续性，从而淡化了外部冲击带来的影响。但这个“晚期”到底有多久，孔飞力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点，可能指的是18世纪之后。不过，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其主编的论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中指出了这个范围：
逐渐地，社会史学者认识到，从1550年代开始到1930年代的整个时期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同把清视为过去的复制品，或把1644和1911视为临界的终点相反，学者们发现了一个从中国过去400年的历史中一直延伸到共和国时期的过程。
魏斐德认为，从晚明到20世纪初期这将近400年的时间可以被称作“晚期帝制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华帝国并非停滞不前，相反却表现出了相当的活力。此外，在前言页处，魏斐德也同样指出那种便于记忆的，以1644年来划分历史的做法应该被重新审视，明、清以及民国初年应该被看成是一个整体。为了说明这一点，魏斐德举例说，如果你研究1880的财政政策，就不能忽视1570年代的地籍政策。同样地，在地方，由于士绅名流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地的财政状况，因而发展出了一套坚固的“地方精英统治”的思想认识体系，当1911年政权发生激烈动荡时，地方精英们受到的影响却不是很大。在这一点上，魏斐德与孔飞力的观点是一样的，即王朝的衰落应和中国传统社会的衰落区别来看。
从上述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晚期帝制中国”概念强调了中国社会在西方入侵之前所具有的连续性与变化性。二战以来，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人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界把19世纪中国社会所产生的种种变化看成是西方冲击的结果，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变化的种子早在19世纪前就埋下了。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描述了学者们寻找中国史“剧情主线”(storyline)的趋势，并这样总结他们的研究结论：
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并不是一个踏步不前、“惰性十足”的传统秩序……但是，尽管中国的情景日益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自终是中国的。
同孔飞力和魏斐德一样，柯文也认为中国内部的变化才是影响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且他认为应该把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地方史和下层社会研究中，以深入挖掘帝制中国晚期自身的能动性。因此，大批学者甚至包括一些学术杂志也纷纷放弃王朝循环的框架，转而在“晚期帝制中国”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并且突破了先前学者重视地方精英研究的局限，把范围扩展到对非精英文化的研究上来。其中，标志性的改变发生在1985年，即我们开头所提到的美国著名的《清史问题》杂志主编把刊名改为《晚期帝制中国》的事情。
1990年代以后，“晚期帝制中国”这一历史分期概念在美国明清史研究中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的《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周启荣(Chow Kai-wing)的《中华帝国晚期儒教礼制的兴起:伦理、典籍与宗族话语》、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印刷与图书文化》以及《功过格: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变迁与道德秩序》、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白馥兰(Francesca Bray)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利经纬》、林达·约翰逊(Linda Cooke Johnson)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魏爱莲(Ellen Widmer)和张孙康宜(Kang I Sun Chang)的《晚期帝制中国的妇女作品》等等。其中魏爱莲和张孙康宜在导言部分明确了“晚期帝制中国”概念在广义和狭义上的不同理解。魏爱莲指出广义上的“晚期帝制中国”指的是明、清两代(1368-1911)，其中清代承袭明制，大部分典章制度都被继承下来。狭义上的“晚期帝制中国”用一种有机的历史分期法取代了王朝框架，指的是大概从晚明的1550年代开始一直到清末这一个时段。在这个时段内商业扩张、城市化进程加快、娼妓文化、印刷业和奢侈品贸易显著增长。总的来说，这些学者着眼中国社会内部，仔细考察了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文化、性别、城市、商业、学术、思想等方面的变迁。这些变迁不仅给整个清代，而且也给晚期帝制时代的国家与社会赋予了特定的性质。
但是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所强调的满洲独特性和在全球视野下考察历史的趋势暴露了“晚期帝制中国”概念的缺陷:即它把明和清视为连续发展整体的观点使得中国与欧亚史和更为广阔的世界史隔离开来。此外，按照司徒琳等人的看法，一些学者逐渐感受到“晚期帝制中国”概念在语义学上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乔迅(Jonathan Hay)在《清初视觉和物质文化的形成》一文中指出，帝国晚期表明了一种文化迟滞。因为它支持了一种旧的观念，即中国，特别是清代，在过去的重压下步履蹒跚，靠的是“现代的转变”才把它拯救出来(简单的说就是一方面学者们试图展现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用了一个很具有衰落感的词———“晚期帝制中国”，这是一个矛盾之处)。因此，乔迅认为“早期现代”这个术语要比“晚期帝国”更能准确地反映17世纪的中国。当然，他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司徒琳的完全认可，司徒琳在《世界历史时间下清的形成》一书中指出：
简言之，我所表达的怀疑是，我们是否可以令人信服地展示出从晚明到清看起来像是现代主义的连续发展，但与其构建一个早期现代的叙事，不如把我们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中国文化中发现的令人震撼的东西，看成是一个文明内部的变迁，而这个文明有其自己的节奏和轨迹。
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了司徒琳的态度，即19世纪之前的中国是变化的，而非停滞的。但这种变化不能被视为所谓的“早期现代性”。其实，这种看法和柯文所谓“中国中心观”不谋而合。柯文的原意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变化的动力，其框架应该是基于中国历史本身的，而不应以欧洲历史发展为参照坐标。因此，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中表达了他自己的这种担忧，他认为这种担忧同目前史学界一些好的发展趋势的某些不利方面有关，这些体现在诸如席文(Nathan Sivin)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罗有枝对帝制晚期民众识字率的研究、以及马若孟(Ramon Myers)、罗威廉(William T. Row)、曼素恩(Susan Mann)对明朝后期以来的商业化、货币化和都市化的研究之中。柯文指出：
个别而言，虽然他们的著作不但提到了中国与欧洲的相同之处，同时也道出了两者的不同点；但就总体而论，这些著作显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这就是在克服了一种视中国无力自我转变而要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后，我们是否无意中又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的发展轨迹才值得研究？
柯文和乔迅的观点很明白地表明了“晚期帝制中国”概念在1990年代后所产生的分歧和自身的矛盾。分歧是虽然研究者承认19世纪之前的中国并非停滞不前，但对于这种变化是属于中国文明内部的变化还是类似西方“早期现代”式的变化存在异议。这种分歧导致学者们开始思考早期现代性(early modernity)与“晚期帝制中国”概念之间的张力。而自身的矛盾指的是“晚期帝制中国”概念在语义学层面上的衰落含义与描述对象的活跃特征之间的相悖。一方面，在语义学层面上，“晚期帝制中国”概念指向衰亡。正如乔迅所说，“帝国晚期”让人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晚期帝制中国”还是随着“帝国”的终结而消亡。也就是说，最初，“晚期帝制中国”概念可以很有效地淡化过去研究中对“外部冲击”和“传统—现代”对立的强调，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以及所体现出来的活力使“晚期帝制中国”概念显得分外不搭配，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纵乐的困惑:明代商业与文化》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把晚明归入“帝制中国晚期”是不合适的，也就是说，明代晚期局部的经济繁荣和社会风气的变化与“晚期帝制中国”的衰亡走向格格不入;而且，黄宗智认为此概念过于强调“皇权”在中国历史整体中的作用。
此外，“晚期帝制中国”概念强调同一性，却忽略差异性，使得清代的独特性被湮没在明清一体的框架之中，加上此概念对西方影响的淡化，使学者们丧失了全球视野，陷入一种“中国中心主义”的教条之中。因此，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把清代放在欧亚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这样一来，“晚期帝制中国”概念的内涵得到了扩展，它不再只强调中国社会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理路，而是进一步把清代视为“早期现代世界(early modern world)”的参与者，这样既克服了原先概念对外部冲击的低估，又保持了对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肯定，而且，在“早期现代世界”的大背景下看待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可以淡化“晚期帝制中国”概念的所带来的衰落感。
综上，我们可以对“晚期帝制中国”这一概念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晚期帝制中国”概念是对以往“中华帝国”概念的修正，注重挖掘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的活力和积极性。传统观点认为，“中华帝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是一个专制的、非现代、停滞不前的多民族帝国。包括费正清在内，战后第一代的美国中国学家普遍认为宋代以后一直到清(蒙元期间有所断裂)，传统中国在科技和农业经济方面已经陷入了伊懋可(Mark Elvin)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无法通过内部力量产生新的变化;或是受到日本京都学派的影响，认为“唐宋变革”、“明清停滞”，最终只有靠现代化的冲击，才能把传统中国从中解脱出来。而“晚期帝制中国”概念则强调寻找中国传统社会的活力和自身发展变化的动力，力图展现出中国文明自身的变化逻辑。淡化那种“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把西方冲击的影响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此外，过去的研究把满清看成是蒙元的同类者，因此，蒙古人使得宋代资本主义中断，满清同样使得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无法长成参天大树。而晚期帝制中国首先是强调了一种明清作为连续发展整体的历史观念。所以，魏斐德所划分的时限———从16世纪中叶到1930年代，成为了“晚期帝制中国”的基本范围。
其次，“晚期帝制中国”概念强调进行“长时段”和“中时段”研究，把明和清视为一个连续发展的整体。从理论思潮方面看，这主要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布罗代尔等人把“长时段”下社会心态、社会环境的变迁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基础性动力，所以从事中国研究学者们开始在“晚期帝制中国”的框架下追寻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化的历史渊源，强调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的变迁在历史分期中的重要性要大于“短时段”结构下王朝兴衰的循环。
此外，“晚期帝制中国”概念重视对下层社会和非精英群体的研究。比如姜士彬、韩书瑞等人对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研究，高彦颐(Dorothy Ko)对“才女文化”的研究都表现出这种趋势。按照万志英的看法，“晚期帝制中国”概念深受英美“新社会史(New Social History)”思潮的影响，使得学者们逐渐重视对微观史、大众文化史和妇女史的研究。马克·博斯特(Mark Poster)在《文化史与后现代性》(Cultur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ty)一书中总结了新社会史方法论的三大特征:一是解释模式上从叙述转向分析;二是材料性质上从引用个人的话语转向寻找数据档案;三是历史书写的对象从政治和思想精英转向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妇女、弱势群体、少数族裔等。这体现在“晚期帝制中国”概念中，即表现强调从社会或者是“小传统”的角度出发，对普通人群和地方文化进行细致研究。
3结语
本文剖析了“晚期帝制中国”这一历史分期术语内涵变迁的来龙去脉，从概念变迁的角度将1970年代以来美国明清史研究中的范式转换趋势展现了出来：从“冲击反应论”到“中国中心观”再到后来在世界史框架下考察明清史的转变。实际上，从概念术语出发，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剖析，从而进入学术史脉络的做法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提倡的关键词研究法有异曲同工之处。首先，威廉斯的本意是通过探寻词汇意义变化的过程，来达到对社会和文化的解析。他认为一方面，词语意义的演变反映了社会和思想的矛盾、冲突和争议；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社会历史演变其实就发生在语言内部。因此，威廉斯所创造的“关键词”研究法实际上受到了二十世纪以来西方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即学术关键词不是孤立的，它的内涵与外延反映了社会文化甚至是知识权力的转变。而本文将此方法论的精髓之处“语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移植到了史学史的研究领域中来，强调“术语同学术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通过对“关键词”演变的研究来展现美国中国学史研究的变迁。
按照葛兆光先生的说法，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所以翻译过来的作品又经过了一次译者的“跨语际实践”，同原作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和学术理解上的偏差。以美国中国学为例，有很多关键词，包括“晚期帝制中国”、“早期现代中国”在内的术语，在理解上比较混乱，给予必要的整理，并加以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掌握他山之石。所以，本文即以美国明清史研究领域中最为常见的“晚期帝制中国”为研究对象，希望能够以点带面，通过研究关键词的变迁来展现美国中国学史发展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