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存阳


　　作为集中国传统学术之大成的时代，清代学人不仅致力于对以往学术的省视、整理和总结，而且努力开辟新的治学途径，有意识地彰显当代学术取得的新成就，以期有益于学术的推进、学术与时代演进的契合。其间，他们对经学的强烈关注和推扬，既体现出其用力方向之所在，亦凸显出清代学术演进的主流特征。像朱彝尊编撰的《经义考》、徐乾学和纳兰性德汇刻的《通志堂经解》、阮元主持编辑的《皇清经解》、张金吾汇写的《诒经堂续经解》、王先谦编辑的《皇清经解续编》等，就是典型代表。而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安徽学者朱珔所编《国朝诂经文抄》，则别辟蹊径，为推进此一学术发展趋势和潮流作出了重要贡献。然相较于学术界对朱珔小学、文学成就的重视，其此一贡献显然尚未得到学人的足够关注。有鉴于此，本文就朱珔辑编《国朝诂经文抄》的成就，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意义等，加以梳理、探析，以期有裨于朱珔和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朱珔之立身为学旨趣

　　朱珔（1769—1850），字玉存，号兰友，一号兰坡，晚号南溪退翁，学者称兰坡先生，安徽泾县人。其先世与徽国公同派，六世祖纬自婺源迁泾，遂为泾人，二十二世祖枱（明诸生）由谢塘冲迁居黄田。曾祖武勋，祖庆霌（太学生，乡饮宾）。本生父安邦，当朱珔出生刚满月，就将其出嗣给已故季弟安桂（妻汪氏）为后。时隔仅两月，生父便因病去世。虽说过早地失去父爱，但在母亲胡氏、嗣母汪氏的养育和祖父的呵护下，朱珔仍得以顺利成长，无论读书、治学还是仕宦、育才，皆取得了显著的业绩。
　　朱珔的人生轨迹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嘉庆七年（1802）中进士之前，为读书求功名时期；之后至道光二年（1822），为仕宦期；此后则为掌教钟山、正谊、紫阳书院作育人才时期。生活环境虽然不同，但朱珔一心向学、以学问自励和引导后学的情怀则始终如一。梁章钜在朱珔像题辞中推誉道：“竹柏之质，云霞之情。通中秘之籍，登承华之庭。揽方员于六合，排扶摇以上征。退而藏之，不宠不惊。临流振啸，希古濯缨。为王伯厚之治学，为刘原父之说经。德人之言，如风之清。宜乎须发苍白，而颜如孩婴。”[①]韩葑在《题兰坡宫詹山居拥卷图》中亦褒扬道：“中秘亲窥未见书，归田犹自课三余。四时寻乐饶新得，万卷传家足旧储（原注：宋朱遵度勤学，号朱万卷）。秋树蟠根闲徙依，春风入座遍吹嘘（原注：公掌教吾吴正谊书院，成就甚众，今科会状两元，均出门下）。”[②]由此可见朱珔一生立身之大体。
　　朱珔曾自道为学次第曰：“弱冠攻辞章，龃龉未如式。中岁参诂训，途径那能得？性尤嗜集书，购之缩衣食。架排数万卷，渔猎亦孔亟。于世既无用，庶几学犹殖。”[③]又曰：“余半生碌碌，妄思于声音、训诂之原，稍窥门径。顾曩者汩没词章，近更身困于衣食，家苦于纷难，因循颓坠，遂致坐废。”[④]由此不难看出，朱珔之为学，既体现了传统读书人力学求功名的一般诉求，又显然受到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治学风气的很大影响。
　　然而，与世俗求科名者仅为耳食之学而非真读书不同，朱珔所追求的则是“性情见学问，所恃惟一真”[⑤]、“道在养心苗，诸经渐求粹”[⑥]和“笃志为圣贤，原期济世用”[⑦]、“通经期足用，不在蠹蟫间”[⑧]。在朱珔看来，要达此境界，需具备这样一种“心”态：“天下之理，研之而愈熟；天下之事，应之而愈繁，而其本专归诸一心。心必敏，斯能察几；心必慈，斯能涵物；心必正，斯能絜矩而持平。故心者，理与事之筦枢也。”[⑨]以此“心”态读书，才能做到：“案头列经史，万丈森光芒。读书如理丝，其初纷龃龉。冥心以相索，稍稍见端绪。久之乃贯通，得甘即在苦。奇情天外来，妙义眼前取……披卷偶称意，昭旷若发蒙。他时再参校，所见或不同。至理岂有二，造化无终穷。资深由自得，左右原可逢。”[⑩]基于此，才能真正成为有担当的儒者，“学而后入政，能若医视脉”[11]。这是因为，“古来为循吏，大抵由通儒。政事与文章，两不差锱铢。仕学原一贯，报称非迂疏”[12]。
　　正是有了以上通达识见，所以在朱珔眼里，无论做诗文还是制义，皆别具一番新意。他曾强调：“文章虽小道，功必求实践……精思鬼神通，兼以学问辨。涣然乃冰释，才具终不浅”[13]；论文则“要以经术为主，格虽殊，勿背乎理”[14]。至于制义，他指出“本名经义”，并认为“文，枝叶，经，根柢也。茂树而刬根，英华徒发，久乃摧落。解经者务平，昔观汉唐注疏，兼采他家之说，寻彼门径，渐臻于淹贯，故可凭解之详略，觇学之浅深”[15]。尤可注意的是，他对“订证之文”尤为措意。这是因为“名物诂训近乎经”，而“六经固天地之至文也，圣人创之，儒者明之，虽前哲撰著都备，而抽绎不穷。苟能阐幽抉隐，研而益精，可以正其歧误，启其疑滞，补其阙遗，断非浮华无实、空疏无据者所得而参厕其间”[16]。总之，在朱珔的思想观念中，“文词岂华藻，实学非支离。苟或通其意，何必分两歧”[17]。基于此一认识，无论衡文还是造士，朱珔皆以经义实学、通经博识为教，于一时学风士习之转移颇见成效。冯桂芬曾如此评价朱珔：“盖朴学之不讲久矣！先生经学一宗汉儒，所著书盈数尺，多所发明，今海内论经术者莫之先也。而立身行己，规行矩步，道范俨然，则又以宋儒为法。其为教，因文艺诱之以学古穷经，因学古穷经进之以行谊。因材相质，而善导之，不务为高远，以绝人于不可跻，故士每乐就其教。所至翕然从之，文风、科目为之一振。夫先生之立教，非必期于科目，而世之取士，固不必以根柢经术相期，乃不谋而合，若操左券。”[18]洵为平情之论。无怪乎有学人以“儒林文苑，经师人师。潜研而后，惟公媲之”[19]来盛赞朱珔了！
　　朱珔不仅于读书、为学、造就人才有独特的见解，而且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如诗文方面，清光绪十一年（1885）嘉树山房就重刻了《小万卷斋文稿》24卷首1卷、《小万卷斋诗稿》32卷、《诗续稿》12卷附《遗稿》1卷、《小万卷斋经进稿》4卷；考释之作，则有《文选集释》《经文广异》《说文假借义证》；还辑有《国朝古文汇抄》初集176卷、二集100卷。更可注意的是，朱珔所辑《国朝诂经文抄》一书，对于汇总、彰显清代学人解经之成就，尤为功不可没。

                                                                              二、《国朝诂经文抄》的价值及命运

　　朱珔为何要汇辑《国朝诂经文抄》？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在所撰自序中，朱珔曾对相关问题做过一些说明，主要有如下几点[20]：
　　其一，“网罗放佚，俾永永流播”的学术使命感。学术的发展，创新固然是根本，但若不能保存前人艰辛取得的成果，任其散佚、消亡，则无疑会制约学术前进的步伐。观之往代，此类现象屡见不鲜。朱珔曾感慨：“尝读《汉书•艺文志》所载六经章句解故，已什不存一。宣帝、章帝曾前后大会诸儒于石渠阁、白虎观，讲论经义。《志》列石渠议奏之文，《书》四十二篇，《礼》三十八篇，《春秋》三十九篇，《论语》与《五经杂议》俱十八篇，可云宏富，然并归亡逸；惟班固纂《白虎通义》行于世，而又未备，遂使后人末由溯博士所说，汇其全以参核是非。惜哉！高密郑君号儒宗，其《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零落过半，只与其徒赵商、张逸等问答，犹得辑之为《郑志》。逮乎王肃，作《圣证论》难郑，为郑学者马昭诸人，复申郑难王。顾说多不传，仅散见于《礼记正义》中，而孙叔然所著，竟绝无一语。”正是有感于这一历史教训，所以他毅然以搜集、汇编本朝学人解经之作为己任，历时20余年，而成斯编，以存一代经学文献。
　　其二，彰显了清朝学人的治经特色和成就。朱珔认为，“我朝尚经学，超越前代”，而“近时纯笃专壹之士，搜采研索，期复夫古初”。如研治《周易》者，“不重王弼、韩康伯，而于郑之爻辰、虞之纳甲、荀之乾升坤降，一一推阐，且上追孟喜、京房”。此一取向，并非故意立异前人，乃因其年代较近，征验更为确切。而与前贤相较，清代学人更有其优长之处。于此，朱珔从典章、名物、训诂、音韵四个方面做了概括和揭示。如他指出：“名物繁错，殆不可悉举。略言之，如江慎修《深衣考误》、戴东原《车制图解》，而程易畴《通艺录》于《考工记》一编，剖析微茫，深得制器尚象之精意，尤卓然著称。”又如训诂，“乃说经之枢机，宋元来辄视为末务，不知因字以释义，因义以诠经……苟熟于古人假借通转之法，文即奥赜，每能昭晰而无疑。此事在近人为最擅长”。总之，朱珔认为，清代学人研经治学的最大特点乃在于“罕作空谈，务求实证”。那么，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彰显此一治经特色与成就呢？在他看来，将有关成果汇聚在一起，是一条既便捷又有效的途径。
　　其三，表明了汇辑方式和取向。清代学人说经、解经之作，主要体现在专书和文集、札记中。若能将这些著论全部汇集在一起，固然是最理想的办法，但这样做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以一己之力实难胜任。而身膺封疆大吏的阮元，已主持编辑了《皇清经解》，虽不免遗漏，但大体已具。有鉴于此，朱珔遂别辟蹊径，将关注点放在了学人的文集和札记上。做此选择，他还有一个考虑，即担心这些成果“散而不聚，学者难遍观尽识，增长神智，久之且恐渐湮灭”。当然，朱珔在取舍上也有自己的标准：一是“篇幅完善，殊鲜碎金”，二是对于“异同之说，则不妨兼取”。要而言之，朱珔之孜孜于是编，意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本朝学人“创抒己见，辅翼群经，发前人所未发”的学术创获得以有效保存和集中展现，并欲“因文而得经之梗概”。
　　《国朝诂经文抄》编成后，朱珔曾送挚友胡培翚征求意见，并请其作序，胡氏欣然答应。在序文中，胡培翚为我们了解是编的面貌进一步提供了重要信息。如关于是编的内容，胡氏指出：“凡《易》八卷，《书》八卷，《诗》八卷，《春秋》八卷，《周礼》十卷，《仪礼》五卷，《礼记》五卷，《三礼总义》十卷，《论语》《孟子》附群经义共五卷，《尔雅》一卷，《说文》一卷，《音韵》一卷，总七十卷。《续抄》又已积二十卷。”也就是说，朱珔是以经书、小学来分类汇辑的，篇幅多达70卷，另有续抄20卷。关于是编的取舍和特点，胡氏揭示道：“博采本朝说经之文，核其是非，勘其同异，分类编录……其文多抄自诸家集中，而解经之书有分段笺释，自成篇章者，亦同录入。寻其义例，宗主汉儒，惟收征实之文，不取蹈空之论。至于一事数说，兼存并载，以资考证，盖欲读者因文通经，非因经存文也。”基于此，他对朱珔此举的意义做了充分肯定，认为“诸家撰著之精，亦借是萃聚，不致散逸矣”。
　　胡培翚不惟对朱珔《国朝诂经文抄》的旨趣和价值做了揭示和肯定，还在文中对朱珔推扬本朝学人研经特色和成就发了同调之鸣。首先，他指出：“我国家重熙累洽，列圣相承，尊经重学，颁御纂钦定之书于天下，而又广开四库，搜罗秘逸，两举鸿博，一举经学，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其次，对二百年来研经治学“专门名家者”，加以表彰，如“于《易》有半农、定宇惠氏父子……于《礼》有稷若张氏、慎修江氏、易畴程氏，于《尔雅》、《说文》、音韵有亭林顾氏、东原戴氏、二云邵氏、懋堂段氏、石臞王氏。于诸经，言天文则勿庵梅氏，言地理则东樵胡氏、百诗阎氏，言金石文字则竹汀钱氏”。其三，进而将本朝学人“读书卓识，超出前人，自辟途径，为历代诸儒所未及者”，精炼地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辨群经之伪、存古籍之真、发明微学、广求遗说、驳正旧解、创通大义。此一揭示，不仅应和了朱珔之说，而且更为细密。最后，他还强调了撰此序文的目的和期待：“敬述我朝经学之盛，与是书所以嘉惠艺林之意，揭之于篇，以谂来者。傥有好而梓之，广其传布，则后进获益无穷，不朽之业，实在于斯，所深企焉。”[21]
　　尽管以上两序对《国朝诂经文抄》做了一些说明，但皆未明确交代是编的始辑、成书时间，且未注明作序日期。按：朱珔《国朝诂经文抄序》载于《小万卷斋文稿》中。据其孙朱之垿《小万卷斋诗遗稿•跋》称，《小万卷斋文稿》曾于道光二十六年刊刻。由此推断，《国朝诂经文抄》的编成当不晚于是年。胡培翚《国朝诂经文抄序》收入其所著《研六室文抄》卷六，据胡先翰、先頖于道光十七年六月下旬为其师胡培翚是书所撰序言称，该书于是年付刊。由此，《国朝诂经文抄》的成书又可前推，至迟不晚于道光十七年。限于文献记载，更确切的时间尚有待考证。而据朱珔自称，其从事于《国朝诂经文抄》的汇辑，至其撰序时，已长达20余年、几及百卷，由此上溯，则他搜集本朝学人的解经之作，盖始于嘉庆二十年前后在京为官时期。
然非常遗憾的是，《国朝诂经文抄》并未能流传下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不幸结局？在《新刻文选集释序》中，朱荣实（朱珔族侄、弟子）曾言及：“吾族兰坡夫子生平著述，除《小万卷斋诗文集》外，其最重且大者，为《国朝古文汇抄》及《诂经文抄》二种……《诂经文抄》为卷六十有二，则同郡朱司马月坡刻之未成，遽遭兵厄，并其稿本俱失。”并就此感慨道：“至于吾师积数十年所成各书，其《诂经文抄》一种，汇诸名家说经之文，依次标题，篇幅完善，尤足为后学津逮。今亦不可复得，非独作者精力可惜，实亦后生小子之不幸！”[22]又汤金钊于咸丰二年（1852）为朱珔《国朝古文汇抄》撰序称：“君又别选《国朝诂经文抄》，已刊行。”[LU1] [23]朱荫成（朱珔族曾孙）于光绪二十五年撰《说文假借义证•序》亦称：“《国朝诂经文抄》□甫刻竣，即值乱离，板之存亡不可知。”[24]比较而言，朱荣实的说法更为可靠。就此可见，当朱珔去世后不久，其花很大心血汇辑而成的《国朝诂经文抄》还未来得及刊行面世，即因时局动荡、兵火蹂躏而消失于天壤间。
《国朝诂经文抄》虽然万分可惜地消失了，但它并未淡出学者的视野。尽管学人因未睹是编而在卷数上记载有异（或称62卷，或称70卷，或称100卷），但观其相关论评，则无不对朱珔汇辑是编的良苦用心及学术价值倍加推崇。除前面论及者外，如张星鉴《国朝经学名儒记》、桂文灿《经学博采录》（依据胡培翚《国朝诂经文抄序》）等，皆有专条表彰朱珔及其《国朝诂经文抄》，桂氏更发出“是书嘉惠艺林之意，不甚盛与”[25]之赞叹。此可见是编在学人心目中的位置。

                                                                            三、汇辑《国朝诂经文抄》的条件
　　
　　朱珔何以能凭个人之力汇辑成近百卷的《国朝诂经文抄》呢？对此，胡培翚在为是书所撰序中，曾经做过比较简洁的概括。他认为：“泾邑朱兰坡先生，以许、郑之精研，兼马、班之丽藻，出入承明金马著作之庭二十余年，内府图籍外间所未见者，辄录副本。又性好表章遗逸，宏奖士类，四方著述未经刊布者，多求审定。先世培风阁藏书最富，而其万卷斋所得秘本尤多。”[26]也就是说，朱珔之所以能编成《国朝诂经文抄》，是与其治学取向、文学修养、经历、家世藏书等密切相关的。在这些因素中，以下几个方面尤为关键。
　　一是学宗汉儒、实事求是、不分门户的治学取向。在致汪喜孙（汪中之子）函中，朱珔曾表露治学心迹：“蒙知识浅陋，服膺汉儒，尚未窥其藩篱，何况堂奥……惟不敢高谈心性，援儒入墨，时时探寻，仅托于不贤之识小。”[27]在为挚友胡承珙所撰《实事求是之斋经义序》中，他更表示：“经义浩如渊海，阐于汉而蔽于宋。汉儒熟诂训，知此字当作彼字之释，故多贯彻。宋儒一举而空之，求弗得辄强为说，拘滞轇轕，欲使读者征实以归是，盖其难也。”[28]而据胡培翚称，嘉庆十九年、二十四年的七月初五日，他和朱珔等人于海岱门外的万柳堂，曾两度为东汉大儒郑玄的生日举行过祭祀活动[29]。此可见朱珔对郑玄的敬仰之情。不过，朱珔虽服膺汉儒，但并不拘执一家之言。在他看来，“读书之法，在实事求是，而不设成见于胸中。前人绪论善者，我从之；疑者，我阙之。门户无分，斯折衷易当，而千古流传之经义，庶得而明。数百年来，汉儒与宋儒各左右袒，几同聚讼。要其归，非可偏废”。基于此，他表明自己的为学立场说：“余夙嗜汉学者也，顾于宋亦未尝轻訾。”[30]在《与汪孟慈农部书》中，他更申论道：学者“苟能耽周情孔思，研究经义，无论何代，一知半解，咸可发挥，而何必为汉儒、宋儒之分？分之者，乃后人成见自封之为之也。汉儒治经有家法，各守师说……而未尝显立门户。宋儒则务反汉儒，参以胸臆，门户遂开。后儒又忿宋儒之反汉儒，而务反宋儒，著书诋斥，哄然佐斗，至数百年而未有已……要之，汉儒去古未远，制度名物，依据自较真。宋儒专言义理，亦何尝无博雅之儒。必欲概从抹煞，绝不使宋人一插颐颌，则汉人议不同，将何所折衷？大儒如郑康成，而千虑一失，亦间许后人之匡正。世之浮慕汉儒者，徒恃己见，而不能平心以求其实……去其非而存其是，善读书人不当如是耶？”[31]正是建基于这样一种为学立场上，所以他强调：“大抵儒者论撰，务求至当，而无取乎墨守。”[32]并警示为学者：“境莫患乎其自域也，理莫患乎其自护也。山泽通气，惟虚能受，学问之道亦然。故凡实事求是者，必虚心从善，乃可恢广其识，而无所遗。”[33]此一为学取向和态度，无疑为朱珔敏锐地把握本朝学术发展动向，辨析其特色、得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喜好购书、藏书的丰富储备及独特的藏书理念。朱珔先世以经商为业，至其高祖世美公始存田构馆，引导子弟读书向学。不久，随着入学人数增多，“遂缘坡增购区……起阁当中央……因并曩之馆”[34]，统名之为“培风阁”。朱珔祖父庆霌先生尤为重视子弟的教育，不仅时常到阁督课，还广泛购书置其中，以资就读者披览。熏陶于这样的读书环境，无怪乎朱珔自幼便一心读书向学了。而尤难能可贵的是，朱珔日后更广搜博讨，不仅建立了自己的藏书之所“小万卷斋”，而且还将一部分藏书储于松竹轩（朱氏族人共建）。在《小万卷斋记》中，朱珔尝述自己藏书经过及斋名缘由曰：“余家东园公以下，藏书共数万卷有奇。曩固尝寝馈而渔猎之，比通籍离乡土，手未触者六七年……余虽词臣，亦未能取诸宫中而用之也。徒以癖嗜，随时采购，每过市辄携数种归……久之，寓舍西偏屋三楹庋皆满，较旧所著录十之一，已几及万卷……昔宋朱遵度好读书，人目为‘朱万卷’，朱昂继之，则曰‘小万卷’，皆吾家故事也……且万盈数也，未敢偃然遽自居，故窃附‘愿为小相’之意，而以名吾斋。”[35]其后，朱珔辞官南归，“乃辟后舍……西壁设柜二，藏所得卷帙十之三，余者别庋松竹轩”[36]。
　　朱珔不仅藏书丰富，对藏书的意义更有独到的认识。他指出：书不唯贵在能藏，更贵在能检，而尤贵在能读。这是因为，如果收藏不广，就会因陋就简，动辄遗漏，难以识古今事物之繁；检之不勤，则“恐霉渍蠧穿，或扃钥稍弛，随手取携，经月而忘其故处，一卷欠完缮，终累全帙”；不深入读书，虽插架琳琅，时时涉猎，终归难以“究厥旨归”[37]。有鉴于此，他强调：“藏书而夸插架，牙签未触，与无书同”[38]，“书非饰具也，贵通其义蕴，而抉其菁华”[39]。由此来看，朱珔之所以注目于本朝学人的解经之作，既缘于拥有丰富的藏书做后盾，也与其独特的藏书理念息息相关。
　　三是有志于流布、刊刻书籍的高远志向。历来藏书者，或秘而不宣，或乐与人共。朱珔就属于后者，他曾感慨：“藏书之在古，曰七略，曰四部，蔚然成群玉之府，大抵皆秘阁簿也。士大夫家甄采传授多且久，莫若宁波范氏。独惜其兢兢保守，而不获一善读者编辑垂于世，虽有书与无书等。”[40]为了扭转这一状况，他遂对刊布经典甚为关注。如为《昭代丛书》所撰序中，他一方面肯定了此举“度越乎寻常者”的功绩，另一方面则寄望编者能对指不胜屈的诠经证史诸作，“广所谘，精所择，必足备昭代掌故而嘉惠后学者，始登选，庶几传播寰寓，溯网罗旧闻、表章前哲之功”[41]。又在为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指海》所撰合序中强调：“窃谓丛书者，所以搜往籍、表前闻，汇其总而阐其幽也……近来丛书之刻，遽数难终，大抵虞初小说，而经史鲜及焉。间可关法戒、资考证，其他徒供谈谐。甚且流诞妄、涉戏剧、沦猥亵，无益有害，见嗤艺林。否则寥寥数帙，隘而不闳。”[42]朱珔并非如此说说而已，而是将此一思想付诸实际行动，汇辑《国朝诂经文抄》就是其学术实践的明证。
　　此外，朱珔还对学人注书之失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仍讹袭谬，罕识订正，其失也陋；求新窜旧，半系臆造，其失也妄；拘绳守墨，罔复兼赅，其失也隘。”[43]此一认识，对于他评判、选择本朝学人的解经之作，同样具有很重要的取舍标准意义。而观朱珔在致友人陈宗彝诗中所表达的“儒者习诗书，蟫窟托此身。实事必求是，岂敢诬前人。六经圣所述，天地皆弥纶。苟能穷源流，知不垂空文。守阙而拾残，努力追皇坟”[44]志向，更不难看出其汇辑《国朝诂经文抄》的用意所在了。
　　基于以上因素，再加上长期为官京师、掌教书院的丰富经历，以及得益于与志同道合友人们（如李宗昉、朱士彦、梁章钜、吴廷琛、顾莼等）的论经辨难，朱珔之能对本朝学人解经之作加以核其是非、勘其同异，从而分类编录、汇辑成《国朝诂经文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与简单的文献汇编不同，朱珔是编之成，则别具深意。诚如李元度所揭示的：“一代之兴，必有鸿达魁垒之儒，为斯文所系……圣清文治迈前古，说经家尤铿铿，顾未有甄综为巨编者，夫非操鉴者难其选与？公所辑《国朝文汇抄》暨《诂经文抄》，煌煌乎经国之巨业也！”[45]

                                                                                                    四、余 论

　　作为集传统学术之大成的时代，清代学人于经史小学等诸多领域皆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对经学的研讨阐扬尤称精博。其间，他们不仅孜孜于专经或综合性的研究，新见迭呈，硕果累累，而且致力于往代和本朝经学成果的总结、汇集。如朱彝尊《经义考》、徐乾学和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张金吾《诒经堂续经解》、顾沅《艺海楼续经解》、钱仪吉《经苑》对宋元诸儒说经之作的集结，以及阮元《皇清经解》和王先谦《续编》对本朝学人解经之作的表彰等，无论在保存文献还是彰显其研经途径、方法等方面，无不为学人提供了很大便利和启示。
在此学术演进过程中，除以上诸人侧重于汇集学人解经专书外，也有学人从另外的角度做了努力。如江苏昭文县大藏书家张金吾，曾鉴于“汉唐诸儒说经有专书者，《古经解钩沉》《汉魏遗书抄》采之已详。若史传所载诸儒论说有关经义者，亦复不少”，于是“集十七史、《旧唐书》、《旧五代史》、《通典》、《唐会要》，凡唐以前书，取其说之足以阐明经训者”，汇编成《十七史经说》12卷，以“存古训、广异义”[46]。而朱珔则着眼于清代学人文集、札记之中的解经之论，同样具有保存当代经学研究文献、兼收并蓄、不分门户的重要学术贡献。张、朱二人的新尝试，可谓异曲同工。由此而论，朱珔汇辑《国朝诂经文抄》之举，不唯体现了其个人的治学兴趣与取向，更在清代学术尤其是经学演进史中，具有不容忽视的承前启后意义。尽管是编毁于兵火，但朱珔尝试通过汇辑、彰显本朝学人研经成就的方法，对当下从事清代学术史、经学史研究的学者而言，依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朱珔作为安徽省宁国府泾县人，所处与徽州府毗邻，从“小徽州”“大徽州”的视角来说，应属于“大徽州”的范围。且从其为学取向和实事求是、不立门户的治学风格来看，也与乾嘉学派尤其是皖派学者非常相似[47]，甚或可称为他们的衍绪。而观朱珔与徽州府绩溪县礼学家胡培翚等交游论学之密切，更可见其与“小徽州”的学术互动关系。因此，深化朱珔研究，无疑有裨于徽学研究。
　　总之，作为传统社会“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一份子，朱珔一生在仕途上虽无卓著功业，但其秉性坦率、勤于所职和不为名利所动的立身旨趣，也堪称楷模；而其好学不倦、喜好藏书、作育人才的不懈追求，应该说尽到了身为知识人的本分。尤其是以20余年孜孜之功，汇辑《国朝诂经文抄》，为集中展现、保存清代学人专书外的经学见解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探讨清代学术的演进和总结，朱珔应为一值得关注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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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朱珔：《小万卷斋诗稿》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9页。《小万卷斋诗稿》以下省称《诗稿》。
　　[②]　韩葑：《还读斋诗稿续刻》卷6，《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4册，第614页。
　　[③]　朱珔：《七十生辰自述五首》，《小万卷斋诗续稿》卷1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5册，第129页。《小万卷斋诗续稿》以下省称《诗续稿》。
　　[④]　朱珔：《乡党集释序》，《小万卷斋文稿》卷8，《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4册，第143页。《小万卷斋文稿》以下省称《文稿》。
　　[⑤]　朱珔：《咏古杂诗八首》，《诗稿》卷9，第566页。
　　[⑥]　朱珔：《为陆薲乡秀才鐄题锄经图》，《诗续稿》卷9，第97页。
　　[⑦]　朱珔：《再题王文成公像二首》，《诗稿》卷32，第811页。
　　[⑧]　朱珔：《为何竹芗大令士祁题村居读书图四首》，《诗稿》卷31，第805页。
　　[⑨]　朱珔：《巾经纂序》，《文稿》卷8，第152页。
　　[⑩]　朱珔：《读书自箴八首》，《诗稿》卷2，第483页。
　　[11]　朱珔：《送同邑包慎伯孝廉世臣之官江西即次君答荆溪周保绪大令济赠行诗韵》，《诗续稿》卷9，第94页。
　　[12]　朱珔：《吏治篇》，《诗稿》卷2，第489页。
　　[13]　朱珔：《寄示家质园学博份》，《诗稿》卷8，第552页。
　　[14]　朱珔：《紫阳书院课艺序》，《文稿》卷13，第238页。
　　[15]　朱珔：《正谊书院经解诗赋录序》，《文稿》卷11，第206页。
　　[16]　朱珔：《研六室文抄序》，《文稿》卷11，第195页。
　　[17]　朱珔：《读书自箴八首》，《诗稿》卷2，第483页。
　　[18]　冯桂芬：《朱兰坡宫赞师七十寿序》，《显志堂稿》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10页。
　　[19] 邵忠、李瑾编著：《吴中名贤传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73页。按：“潜研”指钱大昕。
　　[20]朱珔：《国朝诂经文抄序》，《文稿》卷10，第188～189页。
　　[21]　以上皆引自胡培翚《国朝诂经文抄序》，《研六室文抄》卷6，光绪四年世泽楼重刻本，第1～5页。
　　[22]　朱珔：《文选集释》卷首，光绪元年刻本，第3～4页。
　　[23]　汤金钊：《国朝古文汇抄序》，朱珔：《国朝古文汇抄》卷首，光绪二十七年吴江世美堂沈氏刻本，第1页。
　　[24]　朱珔：《说文假借义证》卷首，合肥：黃山书社，1997年，第4页。
　　[25]　桂文灿撰，王晓骊、柳向春点校：《经学博采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
　　[26]　胡培翚：《国朝诂经文抄序》，《研六室文抄》卷6，第4页。
　　[27]　朱珔：《与汪孟慈农部书》，《文稿》卷7，第134页。
　　[28]　朱珔：《文稿》卷8，第137页。
　　[29]　详参胡培翚《汉北海郑公生日祀于万柳堂记》，《研六室文抄》卷8，第1～3页。
　　[30]　朱珔：《四书质疑序》，《文稿》卷8，第139页。
　　[31]　朱珔：《文稿》卷7，第133～134页。
　　[32]　朱珔：《郑康成笺诗与注礼异说考》，《文稿》卷6，第105页。
　　[33]　朱珔：《三余续笔序》，《文稿》卷9，第157页。
　　[34]　朱珔：《培风阁记》，《文稿》卷16，第289页。
[35]　朱珔：《文稿》卷16，第292～293页。
[36]　朱珔：《小万卷斋后记》，《文稿》卷16，第293页。
　　[37]　朱珔：《培风阁藏书目录序》，《文稿》卷9，第163页。
　　[38]　朱珔：《绍衣堂藏书记》，《文稿》卷16，第298页。
[39]　朱珔：《小万卷斋后记》，《文稿》卷16，第294页。
　　[40]　朱珔：《甘氏津逮楼藏书目录序》，《文稿》卷9，第162页。
　　[41]　朱珔：《昭代丛书序》，《文稿》卷9，第164页。
　　[42]　朱珔：《守山阁丛书并指海合序》，《文稿》卷9，第164页。
　　[43]　朱珔：《文选旁证序》，《文稿》卷9，第160页。
　　[44]　朱珔：《陈雪峰秀才宗彝自金陵来书索题礼堂问经图即次其师张古愚观察敦仁韵寄之》，《诗稿》卷30，第792页。
　　[45]　李元度：《右春坊右赞善前翰林院侍讲朱兰坡先生传》，《天岳山馆文抄》卷12，《续修四库全书》第15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8~199页。
　　[46]　张金吾：《言旧录》，南林刘氏嘉业堂1913年刻本，第26页。
　　[47]　徐道彬在《论江藩与徽学之关系》一文中指出：“所谓‘吴派’、‘皖派’乃至‘扬州学派’，只是近代以来学者们‘层累地造成’的一个名词概念。近人对于这些概念的判定，并无一种确切公认的逻辑标准，使用上也是分歧丛出……为了减少纷纭聚讼，不作茧自缚，惟有不分门户，不立派别，仅以‘乾嘉学派’一词代之，足矣。”（《黄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对于朱珔，我们亦可作如是观。
                                                                                           文章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