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龙山时代的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都源于仰韶文化，同属广义的中原龙山文化范畴，都在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先后迈入初级文明社会。但它们同源而异化，分别形成社会发展和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和“北方模式”；同根而相煎，终至龙山后期北方文化南下，对中原造成很大影响。中原和北方的南北互动和起伏盛衰，深层原因当在于自然环境及其演变背景。
关键词：龙山时代；中原；北方；文明
作者简介：韩建业，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考古学研究。
本文所谓“中原”，指豫中豫西、豫北冀南、晋南、关中东部地区，而“北方”，就是中原以北的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和冀西北地区［1］22-30。北方更高亢干冷而中原稍低平暖湿，自然环境略有差异，但是南北渐变，并无显著分界。龙山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800年［2］，当时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化碰撞，格局重组，万国林立，文明形成［3］。中原和北方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互相激发，带动变革，是早期中国文明形成的关键所在。本文拟从文化发展、文明模式、背景动因三个方面，对龙山时代中原和北方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进行简要比较。
一、文化发展
这里所说龙山时代的中原文化，包括豫中西的王湾三期文化、豫北冀南的后岗二期文化、晋西南的陶寺文化和陶寺晚期文化，以及关中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等。而龙山时代的北方文化只有一个，即老虎山文化。其实这些文化都属于广义的中原龙山文化范畴［4］122-165［5］127。
龙山时代的中原文化，是在仰韶文化基础上，受到海岱龙山文化的影响发展而来。海岱龙山文化对中原龙山诸文化的影响，按强烈程度，由近及远，依次为后岗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陶寺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此外，江汉石家河文化对王湾三期文化的最初发展也有贡献。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陶寺文化的形成：陶寺大城、大墓以及玉器、鼍鼓等的出现，当有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特殊贡献［6］，甚至不排除东方人群西迁的可能性［7］。
老虎山文化的前身也是仰韶文化，其典型器陶鬲源自晋南的斝，又几乎不见来自海岱龙山文化等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或可看作是更加“纯洁”的仰韶后裔。依区域差异可区分为岱海地区老虎山类型、鄂尔多斯地区永兴店—白草塔类型、陕北地区石峁类型、晋中北游邀类型、冀西北筛子绫罗类型等。但以双鋬鬲为代表的陶器群，以石城为代表的诸聚落，终究和狭义的中原龙山文化泾渭分明。据此推测，不但文化存在差异，而且人群常有冲突。备受关注的石峁石城聚落［8］当属于老虎山文化，但其大量玉器绝非北方传统，而可能与来自陶寺文化等的影响有关①，归根结底则源自东方。没有中原和东方文化的介入，很难想象北方地区会土生土长出石峁这样的大型高级聚落。
上述中原和北方诸龙山时代文化，均可以公元前2200年左右为界划分为前后两大期［9］，前后期的变化以临汾盆地最剧［10］：龙山后期，原本有斝无鬲的临汾盆地出现大量双鋬陶鬲，陶寺文化也就因此而变为陶寺晚期文化，笔者曾经认为这与老虎山文化的强力南下有关，说明北方和晋西南之间发生了冲突战争②。后来发现的大城被毁、暴力屠杀、疯狂毁墓等现象［11］，证明我们先前基于陶器的观察符合实际。石峁古城与陶寺古城都是三四百万平方米的特大聚落，两者或有短期共存，但基本态势是石峁兴而陶寺废，这一北一南、一兴一废之间，理当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石峁有人头坑，清凉寺有殉人墓，虽不能确定他们确曾互相伤害，但显示的人群间的紧张关系并无二致。
老虎山文化的南下不至于晋西南，类似的陶鬲、细石器镞和卜骨还进一步渗透进后岗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当中［12］，理当给这些地区带来一定压力。稍后王湾三期文化向豫南和江汉地区的剧烈扩张影响，或可视为是来自北方压力的余波。可见，北方文化虽然源于中原，但同源而异化，同根而相煎，终至“战胜”中原，一度居于主导地位。
二、文化模式
北方地区从约公元前35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尤其自龙山时代的老虎山文化以来，石城猛增，战争频繁，父系家族突显，显示和东方地区一样开始了社会变革，但并没有显著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工现象，墓葬多无随葬品，绝大多数石城不过是御敌之普通石围聚落③，笔者曾将这种长期延续的社会发展和文明化方式，简单概括为“北方模式”，以与“东方模式”和“中原模式”相对［13］203［14］。但近年石峁等大型石城聚落的新发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北方。
石峁石城400多万平方米的庞大体量，雄伟的皇城台，宏大的城门，讲究的城墙垒砌技术，精美的玉器以及铜器等，都显示出该地区存在强大的组织能力和一定的社会分工，社会复杂程度较高，已经迈入初级文明社会，石峁聚落至少应该是陕北石峁类型的中心④，甚至不排除对老虎山文化其他类型有一定统摄力。这似乎与“北方模式”不很吻合。仔细分析，这当中也就大量玉器的存在最为特殊，前文已经说过，其实当为东方文化影响的产物。另外，石峁古城的巨大规模也不排除受到东方城建思想的影响。至于宏大建筑所体现的强大组织能力，或者只是北方人集体主义的体现，多处青年女性人头坑的发现，不过是对待战俘残暴本性的流露，本身并不见得能成为社会内部等级分化的证据。现已发现的房屋、墓葬等，尚未见显著等级差别。凡此说明石峁仍保有北方模式的底蕴，只是受到中原和东方影响。
中原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开端于更早的庙底沟时代⑤，而于铜石并用时代明显加快了步伐［15］24-37。从仰韶晚期西坡大墓“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特点，已可体会到“中原模式”介于东方模式和北方模式之间的特点［16］［17］153-164。龙山时代墓地基本都是墓葬数量不多的家族墓地，墓葬本身仍基本延续此前中原风格；聚落大小分层，出现陶寺、王城岗、瓦店、新砦等大型中心聚落或城址，形成若干地区中心；建筑则有大型高级宫殿式房屋和一般房屋的差别。看得出来当时的中原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玉石器、高级陶器、铜器等的制作当已有一定程度的专业化。专门武器除钺外还增加了矛、石镞等，精整、量大、形态多样，反映战争频仍，战争专门化程度、惨烈程度空前提升。总体来看，龙山时代的中原虽已进入初级文明时代，但仍基本是中原模式的延续发展。
稍例外的是晋南的陶寺古城和清凉寺墓葬。和石峁一样，陶寺古城近300万平方米的规模，陶寺和清凉寺等墓地大小墓严重分化、大墓随葬大量玉器等现象，都可理解为是与东方模式交融的结果。至于清凉寺大量的人殉，可能更多与此地处于交通要道而战争频繁的背景有关，与石峁的人头坑，后岗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以人头盖做杯、以人奠基等现象也有可比拟之处。
三、背景动因
北方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亚文化，在公元前5千纪至公元前3千纪的漫长时间里，基本都处于从属地位，主要在中原的带动和影响之下发展。但约公元前2200年以后，北方文化迅速强大并对中原产生强烈影响，其深层原因当在自然环境及其演变过程当中寻找。
北方较中原冬季更为干冷，发展农业的条件有限，狩猎采集和畜牧业程度显著高于中原；北方气候变化敏感，气候变化对动植物资源及其经济形态的影响程度也远甚于中原。这就决定了北方地区不容易出现贫富分化、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的显著差异，而且锤炼了北方人相对习于流动、坚韧不拔、勇敢强悍的集体性格。而中原处于早期中国的核心位置，年均温度、降水量和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都大致适中，使得中原“存在一定的社会地位差异但不强调贫富分化；社会秩序井然但不靠严刑峻法；生产力逐步提高但不尚奢华；关注现实而不是沉溺于宗教；依靠血缘关系，重视集体利益，不疾不徐，稳中求健，终于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成熟的文明社会——晚期夏王朝阶段”［14］。
中原文化历经磨难，博采众长，自有其坚韧的一面，但和极端气候期面临极大生存压力的北方文化比较，又要从容得多。因此龙山前后期之交北方文化的南下，竟能一举对中原文化产生强烈影响，自在情理之中。同时期整个欧亚草原文化也都有南下严重侵扰农业文化之势。至于对临汾盆地的影响最剧烈，也可能与临汾盆地本来更接近东方模式有关。笔者论述龙山前后期之交中原对江汉的“胜利”时，曾经归因于“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用其来说明北方对中原的短暂“胜利”，也还自有一定道理［18］。
北方地区尽管可以短期得势，但地处边缘，积淀有限，最终也只是将其文化要素融入中原，并未能长期引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中原地区居“天下之中”，只有这里才具备兴盛时影响全局、低谷时博采众长的特殊条件。这是中原地区在早期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中心地位的缘由［19］。
注释
①不但襄汾陶寺、临汾下靳，就连黄河沿岸的芮城清凉寺墓地（属于庙底沟二期类型末期—三里桥类型）也有较多玉器，可见在东方影响下，已于晋南形成独具特色的玉石制作中心。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清凉寺史前墓地》，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②临汾盆地龙山前后期文化，先前笔者分别称其为“陶寺类型”“陶寺晚期类型”，后改为陶寺文化和陶寺晚期文化。参见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期，第119-123页。③笔者曾认为北方地区龙山时代前后的带状分布的石城，可能与对抗更北方游猎采集人群的侵扰有关。最近石峁遗址发现的石人、铜刀（范）等又显示其与北方欧亚草原可能存在联系，石城的出现就更不能排除对抗更北方人群的可能性。参见韩建业：《试论作为长城“原型”的北方早期石城带》，《华夏考古》2008年1期，第48-53页；郭物：《从石峁遗址的石人看龙山时代中国北方同欧亚草原的交流》，《中国文物报》2013年8月2日第6版。④石峁聚落的中心地位是早就知道的，但没有想到遗址会如此庞大。笔者以前这样说过：“石峁聚落面积达90万平方米，防卫设施完备并发现珍贵玉器，极可能就是陕北超级聚落群的中心。”参见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⑤苏秉琦曾指出，距今6000年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参见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载于《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另见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3期，第59-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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