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一场有关古代文明的讨论会，会中讨论的主题之一，即是古代文明的群体性质，大多数学者，遂以「国家」的观念，讨论考古学上那些复杂的大型社会。我则以为「国家」的观念，代表政治权力，包括「国家」对于其人民以公权力的名义，强制约束个人的行为（法律），收取人民的财富（赋税），及人身的服役（徭役，兵役）。一个政治权力主体的大型社会组织（国家），不论其君主，民主或阶级统治，往往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与一定的统治疆域（领土的主权）。然而，凡此观念，都在近代的国家形态，始呈现具体的内涵。
         在古代，大型社会群体，还会有其它的形态，一方面，自古迄今，不同的社会复杂体系内也还有许多不同的变化过程，出现过各种形态的社会群体。近代国家的定义，多是欧洲文明崛起时，以其演变结果，推广于世界各处，以致举世以为这一近代国家形态，乃是人类社会群体的终极模式！
        中国考古学上呈现的许多大型复杂社会，例如红山、良渚、陶寺、朱封、石家河……等遗址，常被界定为「古国」，亦即古代的「国家」。同时，一般意见又往往从这些文化遗址分布，推论出「古国」的势力范围。这一推论的过程，真实似有检查的余地。
　　人类行为，当有发生经济活动的接口，其在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性，当不下于人类基于支配欲而引申的政治行为。物质生活中，取得生活资源，在自家生产，与暴力掠取外，贸易交换是最为常见的行为。新石器时代开始，人类逐渐发展了生产生活资源的能力，例如农业与畜牧，人类遂有定居的社区。此时，由于各地自然生态不尽相同，各地有其特产，也因此有本地难以取得的资源，以其所有易其所无，遂有区间贸易的行为。在两河流域古代文明，受冲积平原自然条件的限制，缺少木材石材，于是，两河流域的「城市」，常以神庙为中心，派遣商队远道取得这些自己欠缺的生活资源，神庙是集合人力与财力的指针，也是分配物质及支配人力的机构。两河城市的政治化，以至成为有力者执掌主权的城邦国家，即由此发轫，然后才演变为大型的王国。以中国地区及其周边可见的情形言，由中国西去的「丝道」，自古是重要的区间贸易信道。「丝道」的路线颇多，从北计算，至少有三、四条平行而又交叉的路线。兹以其通过天山南路的一条路线来谈，那些分散在绿洲上的城市，亦即《史记》、《汉书》所记载西域的「居国」，实际上是自东往西长程贸易线上的商站。这些「居国」与其邻近的「行国」，亦即牧民的社与群，彼此之间又有互依的共生关系。
　　这一西域所见大型复杂社会中，其经济接口决定了社会性质，也因为商路上，东方西方文物都有遗留；于是，其考古遗址呈现的特色，遂既有诸方文化杂存的现象，各个绿洲与「居国」之间，又有相当的同构型。若缺少文献资料参证，单凭这一同质的现象，即可能因此而定位为同一文化系统的大型政治体，统一了天山南路的绿洲地带。
　　我们往往低估了古代人类相互通联求取生活资源的能力。以台海考古学为例，澎湖即有采取石材的遗址，而台湾则有澎湖石材加工的石器！横渡台湾海峡不是易事，以新石器时代的航海能力，居然可以搬运澎湖石材来台，其经济接口的行为动能颇为惊人！
　　以此推论，我大胆的假设，3000年前曾在陕北兴盛一时的朱开沟文化，其分布范围，跨越黄河大弧形地区，以河套及水流域为中轴，东边沿黄河有一半朱开沟文化遗址，南达山西省；西边也有一半遗址，沿黄河南达陇西。
　　至少这一东侧沿河的遗址，分布在狭窄峻险的河道西侧，其实并非很好的定居之地；我以为这些遗址可能是今日河套一带居民求取西南食盐的商站！
　　同样的猜测，还可试之于良渚文化的发展。
　　五千年前，良渚文化一度十分兴盛，其发达时期可能正是当地海退之时。当地居民在海水退出的地区，发展了稻耕农业，也发展了极度惊人的玉石雕琢工艺。然而，良渚文化社群，何以如此富有？若单纯从当时农耕水平，未必能有余力，兴建数十处人工山陵及大型建筑，以及耗费人力、物力于精美的玉石雕刻。我大胆假设，良渚文化的兴盛，也未尝不可能与其食盐贸易有关。海退之时宁绍丘陵地带，当有不少咸水的沼泽，经过自然风干，当地即可能有大量盐产。良渚文化遗物中，有一种石制的戽斗，初以为是稻作农业的戽水工具。但是，石制工具，用来戽水，是否太重？若是用来刮取沼泽边上积聚的盐层，岂非更为有效。
　　若从这一大胆的假设推衍，良渚文化的遗址，过了长江，还可见其分布，北向达到今日山东、江苏的接界之处，这些北向分布的遗址中，颇有良渚文化与山东大汶口文化共存的现象。有人以为良渚文化社群，征服了大汶口文化的一些地区，遂有些不同文化混杂的遗址。这种解释，可能全由大型复杂社会是一个政治体着想。若是也从经济接口的交换推测，则北向发展的良渚文化遗址，是否也可能是良渚文化人群北向贸易的商站？
　　凡此都只是大胆推测，如何求证还须更多的考古资料。此处暂且一说，作为历史上诸多可能性的一些悬想项目。
　　由此同一思考方向我们还可考察中国皇朝政权的性质，是否在大一统的政治意义外，还有其它颇可寻思之处。我以为，中国这庞大的复杂社会，获取生活资源与确保经济利益，即是我人可以寻找其功能的方法。
　　西周封建亲戚以藩属国，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天下国家。所谓天下国家者，意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乃是一个没有边界的秩序。因为没有边界，这一秩序有无限的进退空间。西周封建实是殖民帝国，姬姜人民，随处武装移民，就地封殖，夺取当地资源，维持其人民的生活。周代封国，其实是一系列驻屯在交通路线及战略要地的城堡，「国」是城国，国护的驻防基地，周王室的号令，只能达到城邑的「国」，城外即是乡野。国人（君子）与「野人」之间，是华夏与夷狄的区分，其中并不意味「君子」的文化优于野人，姬姜与其外的异姓，以婚姻继承，也以城乡国野的资源共享，逐渐的融合为一个一个在地的共同体，缓慢将国人的殖民帝国，转化为春秋战国的列国。于是国人的封建网络，本是线形交织，在列国在地自我充实后，逐转化为战国的领土国家。
　　秦汉统一天下，中国本土建置郡县。这一庞大的政治体，因其内部的安定，区间贸易，互通有无，基本上，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各处特色足以互补，中国颇可自给自足。拙作《汉代农业》一书，即是探讨中国全国市场经济网络与精耕农业及农会工业的关联性。不过，这一天下国家，依然因其没有边界，其汲取资源的吸管，渐向中国以外伸展。中国与四夷诸群体之间，或和或战，其实都有经济接口的活动。战争是不得已的手段，贸易还是交往的常态，是以汉人文献资料（例如，〈盐铁论〉，史汉中各外国传……）都陈述外地牲口、产品大量输入中国的现象。中国开通西域是为了「断匈奴右臂」，西域远在边外，人口不多，匈奴中国之间的军力平衡，未必有显著影响，中国西进，还是为了将西方贸易从匈奴转移到中国。是以西域道上，中国商贩络绎不绝。开通的西南夷，也是经济接口的利益见功，而完全未在经西南夷联络西域的战略目的上，有任何后果。
　　秦汉在边地郡县往往有「道」的制度，这些「县」下的「道」（例如僰道、牦牛道）深入戎狄，可能先是为了贸易而开辟的商路，继而成为移民拓殖的交通道路，最后则是官方经此管道设立行政系统。从汉代以下，迄于清代这一充实边地的发展过程，一次又一次重现于史书。古代希腊城邦的殖民，也由经济接口开始，母国的贸易在外面建立商站，然后有相当数量的人民移殖新地，即在地建立新的城邦，与母国互通贸易，但不隶属于母国。中国与希腊方式的不同，在于希腊是适合殖民，新城悬置海外，中国是先有网络上的郡县，分布的据点之间，有无数空隙，随时以「道」的延伸，补充填实。经济接口的接合，有其重要作用。
　　唐代帝国的声势盛大，但是帝国结构其实包括两套不同的管理。一套是内地本部，分道设立州县，编户齐民，以文官系统管理。另一套是羁縻州府，治所多达将近全国州县之半数，涵盖地区十分广袤，尤以今日中亚为多。这些羁縻州府的首长，都是在地族群的君长，挂了大唐的官衔（例如都督某处军事，某州总管之类），其实独立行使其治权。这些羁縻州府，愿意与唐廷有此关系，不单是获得大唐承认其地位，也为了合法与中国贸易的利益。有些贸易（如日本）是以朝贡为名，大多数的中亚部族，则径以国内贸易的方式进行。
　　中国在中亚设立四镇，派兵驻守。从高仙芝在吐逻河之败的规模而言，军队人数不多，却配备了不少工匠。例如杜环《经行记》所载，高仙芝军中的中国造纸工匠被阿拉伯人俘虏，遂将造纸工艺传入中东。高仙芝当时带去大批工匠，生产诸种产品，我猜想，也有可能是就地生产中国工艺品，供应附近的市场，换取屯戍军队的给养。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羁縻州府与中国的依存，仍是由经济接口功能所牵成。
　　唐代羁縻州府的建制，在中国后世历史上，沿用不绝。在边地的「属国」，其君主取得中国册封，在国内是不折不扣的统治者，而对于与中国的贸易是以定时或不定时的朝贡，在边关或港口，由中国官商承接商货，中国则以「赐贡」的名义，偿还贡品价值。举例言之，明清两代的琉球，不断派遣贡使来福建贸易，实是琉球与明清经济互动的重要项目。
　　在西南诸省，自从蒙古设立宣抚使等土官司，明清沿用此制。这些在地族群，大致言之，都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对明代中国是受中央监督的地方官，对其臣民是十足的统治者。清代有过改土归流，但到民国时，云贵还是有土司土官。明清土官，也是以接受册封，保持合法的自治者地位，而又以中国体制内的贸易与白人交换资源。云南马帮，以食盐为工具交易土产，即是在地族群与中国市场的互动。
　　羁縻州府，土司土官的制度，以至日本朝鲜与安南等处的朝贡关系，无非是在中国「天下国家」的体制内，另辟既非外国，又非本部的特殊空间。这些单位名义上隶属中国皇帝的地位；实际上则是在体制内的治权独立；而又以此特殊地位，在互利经济接口，参加中国庞大市场的资源交换。
　　以上所述，若以现代区域性的经济组织为参考，中国的华夏体制，自周代以来，即在文化接口之外，实也有相当重要的经济接口，维系其不在中国本部的族群中与其国的关系，使其能参加中国的庞大经济体。「中国」的概念，实是一个文化、经济与政治三个接口的体系，其内涵的复杂程度与系统性，不是单一接口的体系可比，竟延续两千多年！今日欧盟，是由欧洲经济共存互动发展为经济共同体，然后演变为一个区域性的国家联盟。欧盟的发展，是由经济接口为主要接合的层面。中国传统上号称为皇帝制度的帝国体，揆其实际，又何尝没有经济接口，维系中国文经体系的功能！今日台海两岸关系，正在重要的转折点上。历史上经济接口的作用，当可有古为今用的参考意义。

台北，《历史月刊》，208期，（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