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释有其不可离弃的理论维度，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为历史学提出问题和进行解释提供了不同的视野和工具。同时，各种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相互融合，使得历史学带有更为明确的理论取向的同时，也给社会科学带来了历史的维度。如果说100多年前，在面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勃勃生机所带来的挑战时，历史学还有所犹疑，对于如何保持自身学科的自主性和学科尊严还颇为忧虑的话，那么，100多年后的今天，历史学在对于相关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保持着充分的警惕的同时，有了更多的自信来张开怀抱、吸纳与利用各种理论和方法，以求对人类的过往达成更丰富、更多元、更深入的理解。
接纳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历史学不同于哲学，不是以理论的思辨来解说人类历史过程；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主旨不是寻找规则而是进行个体描述；历史学不同于文学艺术，不能凌空蹈虚，而只能建基于史料之上。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和历史学家研究活动的性质，就因其不同于别的人类知识领域而得到界定。似乎历史学一旦受到别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侵蚀，其自主性就会受到威胁。
然而，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席卷欧美的“新史学”运动，其主旨是要将史学研究的范围从传统的政治史扩大到经济、社会、文化、宗教、艺术等层面；在英雄伟人之外，要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模式、衣食住行、家庭关系等也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既然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和目标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重在“描述”和“理解”的传统史学方法，也就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各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历史学家探究过往人类历史面貌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大约30年内，欧美史学更是经历了一个历史学接纳、吸收各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高峰时期，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成为这一阶段史学发展的主流。史学史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其《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中，将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中期阶段的特征就是“社会科学的挑战”，他还把年鉴学派、德国的“历史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视作这一阶段的三个主要支流。
历史学离不开一定的理论预设
历史学固然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但它和任何其他学科一样，都离不开一定的理论预设。历史学家当然是要进档案馆的，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可是，历史学家不是消极反映历史事实的镜子。档案和史料无穷无尽，看哪些档案是有选择的；从同样的档案中能看到些什么，又完全可能因人因时而异。如果没有充分的问题意识，实际上是无法从档案中有效地获取相关信息的。
问题的提出，离不开理论自觉；而理论自觉的养成和获取，既来自于历史学家对自身工作性质和论题性质的反思，也来自于对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资源的汲取与利用。
不同的史学样式、史学领域、史学流派和史学方法，都有着自身的理论预设。各种理论和方法在激发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的同时，当然也就进入了历史解释。历史学各个具体研究领域的进展，固然可能是由于新史料的出现，也同样可以来源于对旧史料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新解释。于现有史料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解释，于看似题无剩义之处别辟蹊径，从来就是很多杰出史家为人称道之处。
历史学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学术传统和史家技艺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历史学家要能够从不同角度，去开掘史料可能给我们揭示的过往人类生活的不同面相。而当代史学中，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就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恰如艾文斯所说：“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对材料进行‘抛开作者意图式’的解读？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求之于理论。任何的理论——无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如何构成、人类如何行动等普遍性的论题，还是那种较狭窄的命题，比如历史中的节庆、前工业时代乡村人际交流的特性等——都是从历史学家自身所处之当下生发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于他们所用的材料。理论的使用，对历史学家是极其重要的。举例来说，如果没有20世纪在非洲乡村社会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人类学理论，过去25年我们对17世纪欧洲巫术史的研究，就不会取得这样大的飞跃。这是因为，此类理论能够让诸如凯斯·托马斯（Keith Thomas）等学者用一种全新的更具独创性的方式去解读材料。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城市史和劳工史的研究可能会极快地走向枯竭，而像E. P. 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样一部厚重而极富影响的经典著作，可能永远无法写成。没有现代经济学理论，历史学家无法像现在这样理解工业化，也无法知道怎样阅读和使用量化的资料，以及由量化材料派生出的别的论据。”
清晰认识量化方法作用和局限
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其解释对象和解释能力，也都有其合理性的范围和边界。越出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的范围，超出研究方法所适用的边界，会在史学实践中引发各种问题。量化的史学方法就是一个显著例证。在计算机技术普及之后，量化方法一度似乎成为历史研究的不二法门。法国史家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9年时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不能被量化的历史学，就不能称其为科学”；“以后的历史学家必须学会电脑编程才能生存。”
很难想象，说出这番话的同一个人，是后来被视为微观史和新文化史代表性著作《蒙塔尤》一书的作者。在他的身上，也可以看到20世纪后期欧美史学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似乎只有可以被量化的人类过往生活的那些层面，才是真正重要和有意义的。布罗代尔考察人类历史的三个时段的基本模式，在其年鉴学派的后学勒华拉杜里这儿，具体化为食物生产和供给、粮食价格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在他所考察的14—18世纪，西欧这一“生态—人口”的总体模式并没有出现什么值得注意的变化，因而他就有理由将这500年视作“不变的历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民族国家的构建、科学领域的突破，就都落在了这样一种承继了年鉴学派“总体史”传统的史学路径的视野之外。这样的盲点，就在于把自身解释路径的有效性范围过度扩大了。量化方法在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余，也自有其局限。社会生活和历史过程高度复杂，充满了微妙复杂、变动不居的因素，可量化的数据本身是历史现象所可能具有的一个特性，但历史现象远非可以量化的那些面相就能够涵盖的。美国计量史学方面曾经取得了最为辉煌成就的福格尔（Robert W. Fogel），对于量化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局限，就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对历史著述中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认识到历史学基本上是一门人文科学，将来很可能还是如此。我们现在认为，数量史学家引起的问题并非历史学能否变成社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范围。……历史综合本身超出了社会科学的范围。”
直到现在为止，量化方法在不同的史学领域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利用，量化方法也得到长足发展，但与此相对应的是，不同领域的史家，对于量化方法能够做些什么、又不能够做些什么，比之过往有着更为明确和清晰的认识。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3期）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