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思想比较的视角、文本解读的方法以及历史生成的维度，从思维方式变革、自由观变革、历史观变革三个视界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对于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智慧、活的灵魂及其走向当代的方法论启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第一，阐明历史唯物主义所实现的思维方式变革是呈现其本真精神的方法论前提。人是历史性存在，破解人类社会发展之谜始终是哲学的主题。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也不是无源之水，作为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积极成果，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智慧的理论结晶，这突出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在继承西方文化遗产的同时，首先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对西方哲学“逻辑在先”思维范式的革命性变革。我们知道，哲学是爱智之学，它试图通过对确定性和普遍必然性的把握，来安顿深处变幻莫测之经验世界中人们的惶惑心灵。但是，在把握世界的确定性和普遍必然性诉求上，思考起点的不同则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西方传统哲学基于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分离，过分凸显事物的本质、规律和认识主体的意识在把握世界时所处的逻辑上的优先地位，积淀形成了“逻辑在先”思维范式，它不从人类历史展开的时间维度寻找解读历史规律的逻辑起点，而是从某个先验的概念、理念、精神或意识出发去建构一个逻辑自洽的体系，并以此作为把握世界与历史的手段与工具，进而使该范式呈现出自因性、创生性、目的论等思维特征，其逻辑原点的变迁则表现为从古希腊哲学作为知识对象的“自在”的“理念”，演进到黑格尔哲学作为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的“自在自为”的“绝对理念”。即使到了19世纪40年代，青年黑格尔派在试图化解黑格尔体系化哲学自身的矛盾时，依然诉诸“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意识没有历史”，认为要把握世界的确定性进而呈现世界与历史的真相，绝不应当从先验的、先在的“应然”这一预设的逻辑前提出发，而必须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取代“逻辑在先”思维范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的起点并非在于人类开始产生思想，而是表现为人本身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首要标志——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因此，只有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才构成人类历史进程展开的时间—历史起点，也才能作为我们考察人类历史规律的逻辑起点。从现实物质生产过程运行机制的视角去把握世界和历史的真相，特别是在由物质生产实践所导致的物质生产、新的需要的产生、人的生产、生产关系生产、精神生产的互动机制中，来历史地、具体地把握历史过程的真相以及实现自由的真谛，才是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和思想力量的重要方法论前提。
第二，在思想比较视域中阐明马克思恩格斯探索自由问题的科学路径，是呈现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关键之所在。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价值诉求，自由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自由实现问题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主题之一。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可以看到，历史唯物主义在自由探求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可以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传统西方自由观代表的基督教和理性主义自由观的超越体现出来。因为秉承“逻辑在先”思维范式，传统西方哲学在探求自由及其实现问题时，呈现出如下两种代表性路径：启示路径与先验理性路径。基督教从先验预设的神出发，虽然开启了自由意志维度，也超越了古希腊罗马哲学解读自由问题时的知识论传统，但它把现实世界理解为神创的世界，人类凭借自由意志事件才展开尘世生活，现实中人的不自由是由于信仰的不彻底而违背了与神所立之约的结果，而要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则必须诉诸信仰，每个人交往之前必须以与神所立之约来约束自己，但人毕竟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神，人的自由的最终实现又只能期待神的拯救，由此呈现出诉诸从“人—神”关系到“人—人”关系再到“人—神”关系来实现自由的基本思路；康德哲学在对基督教自由观和幸福论的批评中出场，奠定了先验理性主义的自由观范式，完全通过凸显理性的能力来考察自由实现问题，奏响了一阙理性的凯歌，认为理性不但先验地具有为“自然立法”从而形成普遍必然知识的能力，而且还具有先验地为“道德立法”而达到至善——自由的能力，但自由的最终实现也必须通过时间的无限绵延以及上帝的公正裁决才能实现，进而它对自由问题的考量，实际上诉诸从“人—人”关系到“人—神”关系的基本理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物质生产实践对人类历史展开的前提和基础意义，指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自由状况是由现实生产方式的性质所直接决定的，只有科学揭示现实物质生产过程的运行机制以及生产方式的内在演变规律，通过先进阶级的力量改变不合理的所有制关系，推进历史进入到共产主义阶段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这显然为人类真正把握自由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因此，也只有基于从推进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来实现自由的视角，才能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要义和精髓。
第三，从对传统西方历史观的超越中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哲学变革的理论支点，是呈现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必要环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的最终实现必须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探求才能达及，而历史唯物主义智慧的出场与生成，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传统西方历史理解范式予以批判与超越的理论结晶。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与超越对象，即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或直接批判，或蕴含在其文本字里行间所隐性批判的如下传统西方历史理解范式：历史怀疑主义、现实主义历史观、神学唯心史观、先验理性史观以及人本学唯心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上述五种传统西方历史观的局限，就在于它们均未能看到全部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历史唯物主义则首先明确了物质生产实践对人类历史展开的基础和前提意义，由此出发系统阐明了超越传统西方历史观的五大理论支点：其一，马克思恩格斯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一人类历史的发源地，既看作考察历史规律的时间—历史前提，又看作考察历史规律的逻辑前提，超越了“逻辑在先”思维方式；其二，指出历史的实践前提决定了历史的动力在于现实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而非精神、观念、意识的自我矛盾运动；其三，历史的真实进程表现为由分工所导致的所有制方式的演进过程以及人的不自由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而非思维逻辑的演进过程；其四，指出了共产主义的运动性质，即在共产主义这一历史目标的实现途径上，倡导以实现革命运动取代精神革命；其五，在上述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历史的主体即变革社会的主体力量，并揭示了主体力量转换的历史必然性。正是在历史的前提、动力、过程、主体以及目的实现路径等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才在破解历史之谜这一重大课题上提供了全新视角。
从多重视域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旨趣在于启示我们：较之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显得更为复杂和困难。特别是，如果我们仅仅诉诸观念变革或简单地改变生产关系来试图推动社会进步的话，不仅在理论上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在实践中也会带来教训。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就在于我们能够真正以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来观照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作者：李成旺，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路径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负责人、清华大学长聘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