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作为一个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出现，试图填补传统历史学纵向写作方式所留下来的，在以民族国家为主线的历史之间、或是在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空白区。全球史的横向写作方式是用一种横向的方式观察人类。但全球史究竟是什么?现在还没有标准和准确的理解。全球史存在一些内在的、难以克服的困难，人们在尝试纠正的同时，却可能转向回归传统史学。

        从纵向书写到横向书写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2016)是全球史方面最早出现的一个世界性的学者。他的学术生命非常长，从1960年代开始先后有三四十种著作。除了回忆录，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是他和儿子约翰·麦克尼尔(J.R.McNeill)合作撰写的世界史The Human Web。这部世界史的中文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书名为《人类之网》，第二版修订后改名为《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

        全球史作为一个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出现，与传统历史学的书写有很大的不同。麦克尼尔这样的历史学家试图填补的，就是传统历史学编撰方式留下来的空白区，这是全球史书写的第一个特点。

        如果要简单介绍西方历史学编撰方面有过怎样的过程和变化，首先当然会提到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我们现在都知道兰克学派，兰克提出了科学的历史学概念，认为历史和科学一样，应该有许多规则和规律，必须按照科学的方法来撰写历史。但是兰克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很强调民族国家，就是以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主题来撰写历史，并且他认为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应该如此。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主线的历史学，采用的是一种纵向的叙事方式。从公元前多少年开始，写到公元后多少年，再到中古时期和近代，基本上是这样的叙述。这类以民族国家为主线的历史学的编撰方式，在整个西方历史学界有很强大的势力，也有很悠久的传统。

        20世纪后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1936)、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他们试图抛弃以民族国家为主线来撰写历史的这种做法，出现了文明史、文化史等新的历史学撰写方式。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纵向的历史书写方式，仍然是以时间顺序写的。比如说汤因比以文明为单位，他是一个文明接着一个文明写的。所以尽管他们和兰克以民族国家为主线写作历史的方法有所区别，但在梳理历史条理的时候，还是存在纵向写作这个共同特点。

        当然，20世纪还出现了一些其他历史学派，比如法国的年鉴学派等等，各有特点。但像麦克尼尔这样一批历史学家的出现，创作了一批新的历史学著作，与刚才提到的那些写作方式有很大区别，那就是横向的写作方式。纵向的写作方式，在以民族国家为主线的历史之间，或是在文明与文明之间总会留有空白区，而这块空白区的历史是表现不出来的，导致遗漏了很多信息。就像我们看宇宙空间有的一个个星体，有恒星、行星、卫星，以及人造卫星、飞船等，这些实体的星球之间存在不存在东西？其实是存在的，如果我们要研究天文学，我们只研究某个行星，只研究某个卫星，就不足以展现宇宙的全貌。

        横向写作试图用一种横向的方式观察人类，比如观察国家与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横向的联系、互动等。如果我们看习惯了传统的历史书，会觉得它们写得有条有理，线索非常清晰，似乎一看就知道这个国家是怎样，那个国家是怎样。可是我们看《麦克尼尔全球史》这样的书，那种条理是不存在的。它强调的是人类网络，书里会讲关于疾病的情况、信息流通方面的情况、某个地区出现的现象是怎样传播到其他地方去等等。

        第二个特点，就是全球史的信息含量非常大，全球史历史学家的知识面要非常广。传统的历史学家，可能只要读一个国家的书，或者一个国家某一阶段、某一时期相关的书，或者某个人物、某件事情相关的书或史料，而后把史料搜集起来，就可以写一本书。但如果要写《麦克尼尔全球史》这样的书，必须读很多书，要读两河、印度河、尼罗河、黄河、长江，要读奥斯曼、埃及、南美、巴西、智利、东南亚、越南、柬埔寨等等，还要读关于疾病的书、细菌的书、战争的书等等，不胜枚举。

        读好全球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全球史更不是好写的。年轻的学子们如果有意写作历史，我不建议你们第一本书就试图写全球史。

        第三个特点，全球史打破了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在历史学写作中的表现，就是以西方作为写作中心，如果涉及非西方的内容、非西方的主题，那也要围绕西方来写作。西方中心论把西方看作是人类发展的主线和主题，把西方历史看作是正确的、典范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由于西方在最近几百年中对世界事务、国际事务的主导地位和强势地位，西方中心论在很多学科中都非常流行，历史学也不例外。迄今看到的大部分历史著作，多少都带有西方中心论的意识。这些著作的作者包括很多非西方学者，当然也有很多中国学者。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参加中学历史课本的修订工作，发现现在课本中的西方中心论痕迹还很强烈。我总说西方中心论一定要克服，但是不容易克服的。可是像麦克尼尔这样的全球史学家，他确实有明确的意识，试图摆脱以西方中心论来写人类历史，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比较成功的。虽然我作为一个非西方学者，还是能看到书里多少有点突出西方，但这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具体的环境、特定的教育体系对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有影响。但是全球史学家们在破除西方中心论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是必须予以充分肯定的。

        全球史书写的通病

        刚刚谈了我理解的《麦克尼尔全球史》　这本书的优点和特色，那么这本书是不是也有缺陷？　我个人认为是有的。

        第一，有些知识点说得不够准确。这本书以及全球史所有著作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者的知识面宽、知识渊博，但正因如此，难免出现一些说不到位，甚至说错的地方。当然，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人类迄今为止积累起来的所有知识都掌握得清清楚楚，在所有方面都是专家。

        第二，我觉得从目前呈现给我们这本书的内容来看，网络的主题似乎还没有能够充分表达出来。对于网络究竟是什么，还可以进一步去阐述、论证。当然，我有这个感觉，也和西方历史学写作方式与中国人比较习惯的那种写作方式之间的差异有关。由于材料太丰富，内容太充沛，看了以后，很难让人一眼就感到头头是道。

        第三，也是全球史书写的一个通病，就是基本上不用、也很难使用一手资料。按照经验式的历史学要求，不管写什么历史，需要有充足的资料来源，可是这本书以及其他全球史的书，资料是有的，但基本不用一手资料。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懂不了那么多语言，非洲的斯瓦西里语、加纳的土著语言，或者是马来语、印尼语、中国广东方言、苏格兰方言、爱尔兰方言，不可能什么都懂。没有这些语言基础，想要写一个全世界的东西，就没办法用那些最基本、最原始、被称为一手资料的东西。从这个方面说，全球史的写作其实是有很大缺陷的，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第一，语言的局限性；第二，对种种不同缺少理解，而这个世界又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因此，全球史的写作也受到了一部分历史学家的批评，这是全球史这个学科自身的、内在的缺陷，非常难以克服。

        第四，也是难以克服的缺陷，就是空间填满了，但实体看不见了。在我看来，这也许是全球史书写所有缺陷中最严重的一个。全球史试图去填补纵向存在之间的空白，花了很大的力气，可是在填空白的同时，就像我刚才打的比方，他们把那些宇宙实体忘记了。换句话说，几乎在所有的全球史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个实体间的那些空白都充实了，但我们却看不出那些实体发生了什么。打个比方，你们现在网购一箱苹果，商家把一箱商品送来的时候，你看到每个苹果之间填上了塑料或其他填充物，免得在路上碰碎了。全球史出现的偏差，就是它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填充物上，而那些具体的实体却没写。也许是忘了，也许他认为这些实体的东西你们都知道，我不用写了。但是，这样的写作方式，就给读者留下遗憾，我们读完之后会追问，那些实体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

        全球史究竟是什么

        先讲一个小故事。大概是2007、2008年，我到德国参加一个活动，休息期间历史学家在一起聊天，互相询问研究领域是什么。第一个人说是全球史，第二个人也说是全球史，第三、第四、第五个人都说是全球史，最后有一个人出来说，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做全球史。

        这是真事，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在做全球史呢？　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全球史究竟是什么？　每个人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的。其实就是在历史学家范围内，对全球史的解释也是不同的，包括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　(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2004)、本特利　(Jerry H.Bentley，1949—2012)他们关于全球史的解释也是有差异的。全球史出现后变得非常时髦，成了全球招牌。但对于什么是全球史，我相信大概不会有标准和准确的理解。

        2000年，我在挪威参加国际史学家第19次大会，那届大会的主题就是全球史。会议结束后，我很快写了篇文章，介绍了大会的基本内容，这篇文章应该是国内第一次把西方人关于全球史的一些想法进行了系统整理。在此之前，国内已经出现了全球史这个概念，但是没有人对全球史究竟是什么、西方人如何理解全球史做过系统梳理。从那次大会的内容来看，至少在那个时代，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全球史家们对于全球史的理解大体上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关系。全球史是做什么的？　是做相互关系的。

        第二，互动。我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在你那里产生了什么结果，反过来又对我产生什么影响。

        第三，对比。比如英国工业革命是怎样的，法国工业革命是怎样的，再与德国、中国、日本的工业革命进行对比。

        第四，传播。比如物种传播、细菌传播、火药传播、印刷术传播等。

        那个会上大家关于全球史的理解，就是这四方面。我想，如果按照这四方面去理解，那全球史就太多了，全球史就不是从麦克尼尔开始的，而是早就有了。比如对比，关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工业革命、日本工业革命的对比研究早就有人做了。比如传播，基督教传播史、西学东渐等也早就有人做了。当全球史作为一个口号或者观念，突然之间为人所知，而且被世界历史学界当作一面旗帜拿出来的时候，问题还是回到了———全球史究竟是什么？

        如果按照刚才说的四方面去讨论的话，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循环。我刚才发言中提到的一些全球史内在的、难以克服的困难，其实很快被人们意识到了，而后来人试图去纠正、克服它。但在纠正、克服的过程中，人们其实是在向传统史学回归，尽管没有完全回归到传统史学中，但也在向这个方向跨了一步。1929年诞生的法国年鉴学派，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第一代年鉴学派的历史研究特点，到了第二代淡化了，到第三代不见了，最后出现了《蒙塔尤》(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这和第一代年鉴学派的作品放在一起比，天壤之别。在我看来《蒙塔尤》不是年鉴学派的作品，是传统的东西，可是它的作者是第四代年鉴学派的掌门人。我说的意思是，全球史可能在走同样的路。

       （来源：文汇报 作者：钱乘旦）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根据作者5月21日在北京大学讲座部分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