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战后德国史学的重生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代历史学家，正在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这份逝者名单中包括韦勒（H-U.Wehler，1931—2014）、蒙森（H.Mommsen，1930—2015）、李特（G.A.Ritter，1929—2015）、冯塔登（R.v.Thadden，1932—2015）、布拉赫（K.D.Bracher，1922—2016）等人。随着他们的逝去，其所信奉的德国人的自我批判史观和聚焦于俾斯麦帝国的历史视野也越发失去阐释权。与之相应，年轻一代新的历史观和研究旨趣则日益占据核心地位。
两大新主题：记忆和时间
在新兴的研究对象中，“记忆”和“时间”是两大不断被德国学者深化的主题。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益繁荣的记忆文化研究，在新世纪发现了一个隐匿已久的对象——“遗忘”。施韦德勒（G.Schwedler）和阿斯曼（A.Assmann）等研究者意识到，人类生命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模式不是记忆而是遗忘，而这种遗忘是可以被操控的。因此，近年来，他们着重研究心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框架下文化性遗忘的形式和功能，研究从古代到中世纪以抹杀个体在集体记忆中的存在为目标的“除忆诅咒”，研究近现代史中有意或无意“被遗忘”的战争、受害者或者代群。
另一方面，沿着历史理论家科泽勒克（R.Koselleck）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开辟的道路，德国研究者们开始探寻历史性的时间经验、时间关系和时间理解的复杂性。他们不再以线性物理时间作为历史研究的认知基础，而是将时间视为一种多层次的、人造的文化产物，认为其具有可延伸、可积聚、可压缩、可加速的多元性。时间秩序隐含在人们的感知模式、行为方式和阐释框架中，却一直没有作为一个内在聚合的话语被理解。于是，阿斯曼（A.Assmann）、兰德威尔（A.Landwehr）等人开始追问：不同时代的时间体验有何不同？过去、现在与未来究竟是何关系？现代时间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在法国大革命成为时间经验的转折点之前，“现在”在17世纪的“被发现”是否更早地改变了对时间的感知？我们的生活里是否有太多的过去，我们又要如何面对未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使得德国历史学家日益拥有一种更动态、更开放、同时也更批判的时间进程观。
德国史：从单数到复数，从特殊到普通
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史领域，最突出的变化是，对多样性的追求使得单数的德国史变为复数的德国史。在新的民族史叙事中，韦勒和温克勒（H.A.Winkler）等老一辈德国历史学家那种泾渭分明而具有挑衅性的阐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离散性的政治—文化经验和传统更泰然自若、更冷静自制的讨论。在复数的德国史中，既有独裁专制，亦有民主共和，既有宽容亦有镇压，既有屈从亦有反抗。无论是在《当德国尚未是德国时》《一百件物品中的德意志史》《什么是德意志？一个民族的自我探寻》等一经出版就即刻登上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的通俗作品中，还是在赫尔伯特（U.Herbert）的《20世纪德国史》、勒德尔（A.Roedder）的《21.0：当代简史》等严谨的专业著述中，德国的形象都变得格外丰满。
与此同时，在纳粹史研究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方面，对纳粹主义的兴趣大幅度地回落了，尤其是伴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激烈的纳粹史争论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历史学家，很少选择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另一方面，纳粹主义研究的新主题仍然在不断地被开辟，比如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纳粹占领国与希特勒政权的合作关系，德国军队的撤退过程，战争中的族民共同体等问题都在近三四年中才逐渐得到研究。两德统一到来时，人们也曾认为不会再对纳粹主义感兴趣了，但随后的戈德哈根争论和国防军展览之争再度掀起了讨论的热潮。因此，今天的德国学者相信，每一代德国人都有直面纳粹历史的需求，这一点不会改变。
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德国历史学家还是承认，在数据化和经济全球化面前，1914至1970年之间的历史不再是德国和欧洲现代史的核心，一战前的时代和1970年后的发展在对当下现实的解释中越来越具有深刻意义。沃尔夫鲁姆（E.Wolfrum）声称，鉴于最近几十年世界局势的变化，“德国史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其447页的新著《分裂的世界：不同的20世纪史》中，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被浓缩在24页的简短篇幅中。
欧洲和世界：德国的坐标与框架
在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体系影响下，欧洲和世界成为德国历史学家认知的坐标与框架。无论是对一战罪责的研究，还是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研究，都被置于广阔的欧洲背景下。在扬茨（O.Janz）的《14：大战》和利奥哈德（J.Leonhard）的《潘多拉魔盒》中，一战被置于多因果、多维度的视野下，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因素都被纳入考量，对德国作用的过分强调被否定，欧洲内部和外部被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总之，多面向的一战“前史”不再被目的论地视为必然导向1914年战争的爆发。在阿里（G.Aly）的《反犹的欧洲：1880—1945》和格拉赫（C.Gerlach）的《谋杀欧洲犹太人》中，作者们在承认德国人罪责的同时，也强调这是欧洲其他国家共同参与的行动，他们可谓希特勒自愿的帮凶。
在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历史的研究中，从欧洲和全球出发的叙事逻辑无疑拓展了历史思考的空间，这同时也代表着方法论上对主叙事的摒弃。然而，无法忽视的是，它以“怎么样”的问题部分取代了“为什么”的问题，并且也隐含着淡化德国罪责的取向。因此有部分德国历史学家始终对此保持警惕。克鲁姆艾希（G.Krumeich）在《1914年7月》中就坚持德国要为一战负首要责任。
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视野不仅表现在对“罪责问题”的质问上，还更多地表现在对既有历史图景的重构上。今年正值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席林（H.Schilling）在其《1517：一个年度的世界史》中却把视线投向德国以外的世界，以此撕落粘贴在1517年上的“宗教改革元年”的标签，展现路德同时代人的多彩生活。就像奥斯特海默（J.Osterhammel）的全球史新著《鹰的高度》这一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德国历史学家追求从更高屋建瓴的视角来考察历史。在此基础上，他们希望能用更欧洲化、更世界化的历史知识来指导对诸如希腊危机、欧洲难民潮等当前复杂政治现实问题的认知。正如范拉克（D.v.Laak）所言，“历史学家必须以更大的尺度来展现我们欧洲人正处在何种境地”，这是德国历史学家背负的新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的创伤使得过去与现在的力量纠葛在德国表现得格外明显。所以，德国史学的每一点发展和改变，都无法在当下即刻给出评判。这些新变化最终会与政治、媒体、公众汇聚成怎样的力量来引导德国走向未来，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范丁梁）
（作者：范丁梁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