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45年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不仅疯狂侵占中国领土，而且打着“兴亚”、“协同”、“共存共荣”等旗号，为其侵略扩张制造依据，对中国实行思想文化侵略，妄图以此淡化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以达到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对这些谬论加以剖析，有助于认识日本侵华战争本质，回击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否定侵略罪责的逆流。
“东亚联盟论”
“东亚联盟论”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于1933年提出的，他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准决战时代，唯有以日本为首的东亚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美洲集团才能在准决战中取胜，“将围绕究竟谁是世界的中心，挟太平洋进行人类最后的大决战，打一场规模庞大的战争”。石原莞尔声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最终决战，是决定究竟由东洋王道还是西洋霸道最终统治世界的战争，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最后决战，为赢得最终战争，日本要联合东亚各国，结成“东亚联盟”。
“东亚联盟”以“王道主义”为指导理念，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和文化沟通”为基本条件，以日本、伪满洲国和中国为核心。所谓“国防共同”，就是东亚各国组成统一的国防力量，在日本天皇的“领导”下，加强国防建设，积蓄军力；“国防”不仅是指军事力量，还包括“政略”，须重视“攻心战”、“政略战略并用”，用“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等观念消除中国的民族主义，将其转化为“中日提携”。
所谓“经济一体化”，是建立东亚国防经济体制。“东亚联盟论”声称：“在国际政治中无人道和正义可言”，日本只有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才能提高武器装备水平，战胜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
“东亚联盟论”认为“政治独立不是政府的独立，而是家族社会的独立，乡土社会的独立，民族社会的独立。家庭、乡土、民族社会不容许他人侵犯，叫做政治独立”。试想，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不独立，何谈“家庭独立”、“乡土独立”、“民族独立”？
“东亚联盟论”的“文化沟通”则强调在日本“肇国精神”指导下，创造以“道义”为核心的新文化；如果说“国防共同”是为“帮助”中国摆脱欧美霸道的压迫，“经济一体化”是为了增进东亚战胜欧美的实力，那么“文化沟通是结成东亚联盟最根本的条件，在中日实现和平后，仍需努力”，也就是说，通过“文化沟通”长期统治中国。
1938年底，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鼓吹建设“东亚新秩序”。“东亚联盟论”认为该声明体现了日本对东亚的认识，“日中两国全面提携是日本的（也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近卫声明就是根据这个出路制定的自利他利的大原则”。
“东亚联盟论”以种族和文明冲突为前提，打着“政治独立”的旗号，拉拢抗日营垒中的不坚定分子，从思想上配合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和计划。
“东亚协同体论”
“东亚协同体论”是由昭和研究会提出的。昭和研究会成立于1933年12月，作为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而闻名日本。卢沟桥事变后，昭和研究会提出建立东亚协同体，实现东亚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协同。“东亚协同体论”内容庞杂，概而言之，就是建立以中日协同经济体制为核心、以“文化提携”为纽带、以“地域合作”为基本框架的东亚协同体，实现中日两国“民族协同”、“经济合作”，实现东亚各国“共存共荣”，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
昭和研究会标榜“协同主义”在政治上“博采”各种理论之长，“它立足于传统，又非单纯地复活封建的东西，亦非止于空疏自负的言辞。它通过对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新反省，站在现在的历史阶段，是应世界环境而生的思想创造”。“协同主义”自诩“集东西方文化之大成”，是东亚的特殊政治理想，将“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民积极性”，并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实际上，该理论一切以日本的需要为第一要务，实则为巩固日本侵略利益服务。
“东亚协同体论”鼓吹建立日本“指导”下的经济协同体，建立日本、中国和伪满洲国的东亚集团经济，实现“产业国和落后国、工业国和原料国的结合，实现两者互通有无、平等互惠关系”，宣称中国是产业落后国，担负着为日本提供原材料的任务，日本则是产业先进国家，担负着工业生产任务。按照协同主义的主张，中国经济没有任何自由，完全服从于日本的需要。
“东亚协同体论”强调以日本文化为核心来建设东亚文化，“日本文化是以世界无与伦比的一君万民国体为基础的，是协同主义的根本所在。日本文化具有特殊的包容性、进取性和智慧性”。昭和研究会认为中日战争还包括思想战，思想战决不限于宣传活动，其根本在于确立新的思想原理，即协同主义。该论调配合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企图以“建设东亚新秩序”来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
1940年7月，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开始建立“一国一党”的新体制。10月12日，大政翼赞会成立，正式开展近卫新体制运动。11月19日，昭和研究会宣布解散，研究会成员全力投入翼赞运动，配合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继续为侵略战争效力。
“大东亚共荣圈论”
最早提出“东亚共荣圈”的是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的岩畔豪雄中佐和参谋本部第二课的堀场一雄少佐，而公开将“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国策提出的是外相松冈洋佑。1940年7月26日，第二届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松冈洋佑宣称：“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大东亚共荣圈与过去被称为东亚新秩序乃至东亚安定圈是同样的，它包括荷属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日满华是其一环”，“在各国推进经济集团化建设时，日本也需要扩大通商贸易上所必需的地域”。
“大东亚共荣圈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通过建立“共荣圈”来弥补日本资源不足，保证日本扩大战争的需要。松冈认为，欧洲经济呈现出集团化趋势，阻碍着日本对外贸易，影响了日本经济。随着日美关系恶化，日本必要物资出口更加困难，因此，“须倾全力获得我国通商贸易上必要的物资，重点弥补东亚经济圈的资源不足”。第二，在“大东亚共荣圈”内排除欧美旧势力，将东亚各国从欧美侵略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在“大东亚共荣圈”内，实现日本与这些民族“和衷共济、共存共荣、邻保互助”，建设大东亚的“繁荣”与“安定”。“大东亚共荣圈”已经远远超过“东亚新秩序”建设的范围，包括澳洲在内的南洋都被划入其中。“大东亚共荣圈”以“共存”、“共荣”等漂亮词句，为日本扩大侵略制造依据，成为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
这些“兴亚”、“协同”、“共荣”等侵略理论是日本近代亚洲主义演变的结果，打着中日文化和历史相近的幌子，妄图以“联盟”、“协同”、“共存共荣”等来消除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以巩固日本的侵略利益，长期控制中国，其危害绝不亚于明火执仗的武力侵略。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史桂芳）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