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繁荣与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文化史和妇女史的勃兴、西方社会的现实问题，以及福柯和多弗等人的学术研究密切相关；其研究涵盖同性恋、性道德、性交易、两性身体和男子气概等丰富的内容。西方学者主要通过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三条路径来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性史，这些路径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它们往往在相互批评的过程中相互影响，从而推动了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关 键 词：希腊/罗马/性史/福柯/同性恋
标题注释：本文为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资助的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裔昭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早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西方古典学者就开始了对古希腊罗马性史的研究。1824年，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卡尔·弗尔贝格(Friedrich Karl Forberg)就编撰了有关古典世界性行为的资料。1932年，德国学者保罗·布兰德特(Paul Brandt)的著作《古希腊的性生活》的英译本以汉斯·利奇德(Hans Licht)的笔名出版，该书揭示了性爱与古希腊社会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引起了古典学者对古希腊男子同性恋问题的关注。①然而，古希腊罗马性史作为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的兴起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近二三十年中获得了蓬勃发展。本文拟对西方古典性史研究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研究内容及其分析路径进行系统的述评，以期推动中国历史学界对西方古典性史的研究。
一、西方古典性史研究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
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兴起是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的，它的繁荣与西方妇女运动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文化史和妇女史的勃兴、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肯尼思·詹姆斯·多弗(Kenneth James Dover)等人学术研究的影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和反战运动等相呼应，西方妇女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在这次妇女运动的浪潮中，西方女性提出了一系列诉求和主张，要求摆脱作为“第二性”、“他者”的屈从和被动地位，主张改变主流文化价值观中的两性二元对立状态，实现充分的、全面的公民权和真正的两性平等。这次运动冲破了传统政治概念的狭隘定义，提出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口号，呼吁妇女维护对自己的身体权利，并认为妇女关注的问题如性、生育、婚姻家庭、家务劳动等也是政治问题。妇女运动的发展呼唤理论的指引，在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中，许多女性主义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形成了各种女性主义理论流派，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等。在女性主义思想家出版的著作中，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先驱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的《女性的奥秘》和美国激进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出版的《性政治》影响巨大。《女性的奥秘》号召女性冲破传统观念和家庭束缚，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独立。它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被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书籍之一。《性政治》则以全新的视角揭示了性问题的政治内涵，并分析了文学研究中的性别权力关系。西方妇女运动最重要的理论成就之一是社会性别理论，这一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指的是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两性差异和行为特征的理解。1972年，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Ann Oakley)出版了《性别、社会性别和社会》一书，论证了生理上的性别(sex)与心理和文化上的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差异。②1975年，美国人类学者盖尔·卢宾(Gayle Rubin)发表了论文《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认为性别制度是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③社会性别概念深刻揭示了男女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文化根源，它被广泛地运用到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并逐步对各国政府的决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性”是女性主义思想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它的分析和考察为西方古典性史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兴起也与当代的史学变革密切相关，新文化史和妇女史，尤其是古典妇女史的勃兴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一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新史学(又称社会史)的兴起，二是始于70年代后期的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的勃兴。新史学主张历史社会科学化，倡导总体史的研究，强调在历史研究中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对传统的叙述史方法提出挑战，是一种面向问题的分析性史学，并致力于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与领域。新文化史在新史学阵营进行自我反思和人类学、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开始了史学的文化或者语言学转向，推动了叙事史和政治史的复兴。它注意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文化分析、微观研究、符号、象征和仪式的解读、对交流与传播的考察、注重表象与实践、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民众、强调叙述性和通俗性，这些都是其重要特征。④新文化史研究的内容包括物质文化史、身体与性别史、表象史、社会记忆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和行为社会史等。⑤性文化史是新文化史考察的对象之一，西方古典性史则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当代史学革新影响下兴起的西方妇女史研究也对古典性史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长期以来，男性精英人物一直在父权制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中担当主角，而参与创造历史活动的广大妇女和普通下层男性则成了历史叙述中的“缺席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第二次女权运动和努力拓宽史学研究领域的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西方妇女史研究异军突起、蓬勃发展。大约从80年代起，西方妇女史家逐渐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之中，把它用作历史分析的一个基本范畴。与此同时，作为西方妇女史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的古希腊罗马妇女史也受到了古典史家的重视，西方古典妇女史家在研究古典世界妇女状况时，往往也把她们的性生活、身体史以及从中反映的性别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美国古典学家萨拉·波梅罗伊(Sarah B.Pomeroy)是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的开拓者。1975年，她出版的《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一书是英语世界第一本系统考察古希腊罗马妇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依据丰富的考古证据和文献资料，从公共生活、私人生活、宗教角色和文学形象等不同角度，对古希腊罗马贵族与平民妇女的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与分析。在该书中，波梅罗伊不仅描述了古希腊罗马妇女的性行为和性爱经验，还论述了性奴役、妓女、杀婴、避孕、流产等问题。⑥福柯在其撰写的《性史》中参考了波梅罗伊有关古代雅典妇女性生活的描述。1995年，休·布伦德尔(Sue Blundell)出版了《古希腊的妇女》一书。在该书的第十章中，她依据丰富翔实的文学、艺术和法律资料，以社会性别的视角专门探讨了古希腊妇女的身体问题，其中包括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对女性身体的论述、古希腊女性的月经、性生活和生育等问题，从而分析了古典时代希腊男性的妇女观以及女性在婚姻和性生活中的状况。⑦以波梅罗伊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妇女史家在其著作中对古希腊罗马妇女性和身体的探讨，不仅更全面地建构了西方古典世界妇女的生活情景，揭示了当时男女两性的性别关系和父权制社会本质，而且激发了古典学家对研究古希腊罗马性文化的热情，促进了古典性史的发展。
古典性史的发展也与西方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口服避孕药被投放市场，西方社会掀起了一次“性革命”浪潮。这次浪潮在西方的性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它消除了人们对性的神秘感和负罪感，破除了“生殖是性行为的唯一目的”的传统观念，肯定性生活是夫妻生活的重要内容，并推动了性学研究和性教育的发展。不过，这次浪潮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有些人走向极端，使得性放纵和性泛滥猖獗一时，产生了婚姻关系松散、家庭解体和艾滋病流行等社会问题。80年代以后，西方大多数人的性道德和性价值开始向传统作某种程度的回归，倡导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两性关系，把性爱和责任结合起来，追求长期稳定的性关系和婚姻关系再次成为时尚。在近几十年中，怎样对待同性恋是困扰西方人的一个社会问题。以美国为例，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已经涉及法律层面。1993年，隆美尔同性恋歧视案中的原告出庭时力图使科罗拉多州宪法的第二条修正案失效。这条修正案规定，在性取向方面，禁止任何公共机构、市政当局和教学地区对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实行庇护。而它的反对者认为，让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处于如此不利的位置，是对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挑战，该条修正案认为每个人都有受法律保护的同等权利。科罗拉多州法院和最高法院最后都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1996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该州宪法第二条修正案违反联邦宪法。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科罗拉多州法院召来的道德哲学专家证人约翰·菲尼斯(John M.Finnis)和原告的辩护者古希腊哲学专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根据自己对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同性恋观点的理解，围绕着古典哲学家是否认为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是不道德的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的争论还涉及古典译本的准确性这一话题。⑧201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最终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同性婚姻合法。在此之前，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南非、挪威、瑞典、葡萄牙、冰岛和阿根廷等国家曾先后承认同性恋合法。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同性恋历史渊源问题的追溯和探讨。因此，对有关性的现实问题的争论和解决，也引起人们对西方古典性道德和性观念的关注，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古典性史的发展。
在西方古典性史研究领域的开拓方面，法国学者福柯和英国学者多弗等人的学术研究厥功至伟。多弗是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院长、圣安德鲁大学校长、英国国家学术院主席。他长期从事古希腊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并在古典性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早在1973年，多弗就在古典文化研究杂志《阿瑞托莎》(Arethusa)的特刊上发表了《古典希腊人对性行为的态度》一文，介绍了古典时代古希腊人的性爱词汇和古典作家的相关论述；探讨了他们对通奸和商业性性行为的态度、对受尊重女性的隔离与保护，以及贞洁对于男女两性的价值；并阐述了古希腊人的同性恋及其性行为与社会地位的关系等问题，受到了古典学界的重视。⑨1978年，多弗的名著《希腊同性恋》问世，作者广泛运用了陶瓶画、诗歌、戏剧、哲学、法庭演说词等资料，深入阐述和分析了古希腊同性恋现象与古希腊人的情爱问题。⑩多弗的开创性工作为后人研究古希腊同性恋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对福柯《性史》的写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福柯被公认为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著有《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等著作。1976-1984年，福柯出版了《性史》。(11)在书中，他依据丰富的古典资料，并参考多弗等当代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古希腊人的性习俗，深入考察了性与权力、性与家政、性与爱情、性与婚姻、性与道德、性与身体和同性恋等多方面的问题。该书对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西方古典妇女史和性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涉及同性恋、性交易、性道德、两性身体和男子气概等多方面的问题。
同性恋是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重要对象。1978年，多弗出版的《希腊同性恋》是西方古典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古希腊同性恋的学术著作。在该书中，作者概括了古希腊人性生活的重要特征。在他看来，古希腊人的性行为都体现出一种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位成年男子应该承担“主动”的角色，是插入者；相反的，被插入者不论是女性、男孩或者是其他成年男子，都自动被划归到了“被动”的“女性”的行列。(12)
福柯认为，同性恋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当他对西方性史的研究聚焦到古典希腊世界的时候，他阅读了多弗的著作并吸取他的结论。他指出，在古希腊人所谓的快感的这出戏中，行为体可分为“主动演员”和“被动演员”。一方是性活动的主体，而另一方则是伴侣——对象，是性活动中的配角。前者是成年而自由的男人，后者是妇女、情人和奴隶。(13)
意大利历史学家埃娃·坎特瑞拉(Eva Cantarella)的专著《古代世界的双性恋》以丰富的法律、文学、哲学、医学等文献资料以及铭文资料，重构了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同性恋和异性恋文化。在古希腊同性恋的问题上，她与多弗的观点接近。在她看来，希腊和罗马同性恋的方式与现代人不同。对于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同性恋不是一种排他的选择。在一个男人的一生中，同性恋和对女人的爱并行或交织在一起。在希腊和罗马，不同类型性行为之间的基本对立不是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对立，而是主动和被动的对立。(14)
1990年，美国学者大卫·霍尔朴林(David M.Halperin)的《同性恋一百年》一书正式发行。作者赞同福柯的观点，把同性恋看作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并指出现代意义上排斥异性恋的同性恋只是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现象，他还分析了古希腊社会文化背景下性别与性行为的特征。(15)2000年，霍尔朴林在其发表的《如何书写男同性恋史》一文中进一步强调，同性恋是一种现代建构。他认为，不存在一个单数的、一元的男同性恋史；现今定义为同性恋的内容，至少存在四个相异、共存的范畴或话语传统。他在文中提出了男性的性与社会性别越轨的四种前同性恋范畴：第一，阴柔(effeminacy)；第二，男人/男孩之爱(pederasty)或“主动的”肛交行为(“active” sodomy)；第三，友谊(friendship)或男性之爱(male love)；第四，被动性(passivity)或性倒错(inversion)；第五个范畴，即“同性恋”(homosexuality)，是直至现代才增加的。(16)
男人/男孩之爱，或少男之爱(pederasty)是古希腊同性恋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被看作是古希腊文化的一个特征。“pederast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的“paiderestia”，其含义是指成年男子对少年男子的爱慕。成年男子可以被称之为erastes(爱者，复数是erastai)，少年男子可以被称之为eromenos(被爱者，复数是eromenoi)。(17)在英语中，少男之爱有性颠倒的意思。在中文译作中，它时常被译成“鸡奸”、“男色关系”。其实，在古希腊社会文化背景下，它往往不是贬义词。罗伯特·弗拉塞列雷(Robert Flacelière)认为，这个词指的是年长的师傅、导师与年轻的门徒或者学生之间的关系，它被用来表达成年男子与少男之间在精神和身体上的爱情关系。(18)多弗和福柯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详细探讨了这种性爱关系。2014年，安德鲁·利尔(Andrew Lear)在《古希腊罗马性经验指南》一书的第七章中阐述了古希腊少男之爱的主要史料来源，考察了这种风俗形成和消失的时间以及它包含了哪些有关性爱的与非性爱的因素，并对希腊人对待少男之爱的态度从积极肯定到模棱两可的变化进行了探讨。(19)2015年，利尔又在《古代的性》一书中撰文，对学术界研究西方古代少男之爱的状况和路径方法进行了阐述，并对古希腊少男之爱的起源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他指出，有的学者认为，古希腊的少男之爱是在黑暗时代由士兵之间的关系发展起来的。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作为一种控制人口的手段发展起来的。最引人关注的是关于古希腊少男之爱起源的“初始理论”，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古希腊的宗教、狩猎等各种初始仪式以及教育体系中，成年男子对少男的爱慕扮演了重要角色。(20)此外，作者在文中对古希腊人对少男之爱的态度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这篇论文对从事古希腊少男之爱问题研究的学者了解学术史和史料很有帮助。
对于少男之爱在社会交往、性格培养和教育男孩方面的作用，古典史家也进行了研究。2001年，朱迪思·巴林杰(Judith M.Barringer)出版了《古希腊的狩猎》一书。作者依据丰富的瓶画、雕塑、铭文和文献资料，通过运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等理论和方法，研究了狩猎对于古风和古典时期希腊人的意义。在该书的第二章中，作者探讨了古希腊人的狩猎与爱情，尤其是同性恋的关系。作者指出，阿提卡的男同性恋瓶画是狩猎的一种表达。隐喻性的猎手总是爱慕者，而猎物总是被爱者。动物礼物的赠送意味着贵族爱慕者与被爱者之间的一种爱的沟通，这也是贵族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动物本身已经被赋予了贵族以及表现贵族典范的男子气概的一流品质，例如敏捷、机智和军事勇气等。(21)
古典学界有关同性恋的研究成果往往集中于古希腊，对罗马同性恋的研究则比较缺乏。美国古典学者克雷格·威廉斯(Craig A.Williams)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99年，他出版了《罗马的同性恋》一书。作者运用丰富的哲学、文学、史学和法庭演说词等文献资料和风情画等视觉艺术资料，对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古罗马人的男子气观念以及男性之间的同性恋问题进行了考察，并探讨了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在性观念和性实践方面的差异。随着古典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者对该书进行了修改，于2010年出版了第二版。(22)该书是西方古典学界出版的第一本研究古罗马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其开拓性和学术影响可以与多弗的名著《希腊同性恋》相媲美。
古典学者对于古希腊同性恋问题的研究一开始主要聚焦于男子同性恋方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下，古典学界也出版了研究古典世界女子同性恋问题的著作。1996年，贝尔纳黛特·布鲁坦恩(Bernadette J.Brooten)的《女性之间的爱：早期基督教对于女同性恋的回应》一书问世。该书考察了古罗马的女同性恋现象以及当时人们对这种行为的看法，作者以丰富的史料证明，在古罗马世界存在着女性之间的性爱关系，其中有些人甚至还结了婚。(23)该书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得到了古典学者的肯定，也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2002年，南希·索金·拉比诺维茨(Nancy Sorkin Rabinowitz)和莉萨·奥安杰(Lisa Auanger)主编了论文集《女性之间：古代社会的同性社交和同性恋》。在这本论文集中，作者们利用了萨福、奥维德和卢西安的作品、雅典陶瓶画和墓碑浮雕等丰富的文献与考古资料，考察了地中海世界从青铜时代的希腊到公元5世纪的埃及存在的女性社交和女子同性恋现象。(24)该书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古希腊罗马女性的性生活以及她们的爱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同性恋研究中女性信息贫乏的缺陷。
性道德是人类调整两性行为的社会规范，它是西方古典性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1984年，福柯在《性史》的第二和第三卷中探讨了西方世界的性道德问题，力图揭示古希腊罗马的伦理与中世纪基督教伦理、现代伦理的连续性与差别。其中的连续性在于，它们都强调欲望必须用道德来规范；但是，如何用道德来规范欲望，它们的方式则大不相同。不同于中世纪一现代伦理单纯对欲望和快乐进行压制，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对欲望和快乐采取的是适度的控制和恰当的运用。(25)在他看来，古希腊人节欲的目的是对自我的呵护，使自己成为理想的人。古希腊人关心的不是如何进行性活动，应该与什么人发生性关系，而是要看一个人能否左右自己的情欲，是适度还是过分。(26)正如斯金纳所说，福柯认为性道德败坏的两种主要形式是“过度和被动”。对一个成年男性而言，在生理上担负被插入者的角色就是放弃男性的身份，而将自己降格为低一级的女性。因此，与一个具有公民身份的男孩的少男之爱所包含的求爱活动就成为爱者展示自控性的重要场合：他必须用理性控制他的脾气，从而适当地表示对男孩公民身份和个人自主权的尊敬；而被爱者也被希望谨慎地对待荣誉和屈辱之间的区别，因为其青年时代是今后成人的预备，从爱人那里，年轻人学会自我克制和理性探索的能力，这些将会使他在终生的智慧追寻之路上成为一个与他人同等的伙伴。(27)
1991年，美国古典学者戴维·科恩(David Cohen)出版了《法律、性和社会：古代雅典的道德控制》一书。该书依据古典文献、法律和演说词等资料，运用比较的方法，考察了通奸、同性恋、渎神等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阐述了古代雅典社会对于性问题的社会控制措施以及法律规定，分析了古希腊人的性生活与道德、家庭以及城邦的关系。(28)
2002年，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和朱哈·西赫沃拉(Juha Sihvola)主编了论文集《沉睡的理性：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性爱经验和性道德》。(29)该书汇集了15位在该领域卓有成就的欧美学者的文章，从哲学、历史学、语言学和文学等不同角度，着重考察了西方古典世界文化背景下古希腊罗马人的性爱经验，以及他们对于性的道德评判和哲学观点。作者们研究的对象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芝诺、卢福斯等著名古典学者的性观念、同性恋者的爱欲以及夫妻恩爱等不同内容，他们的研究既说明了古希腊罗马人性经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体现了他们在性道德方面的某些共性，还揭示了西方古典世界的性爱在展示男性权力和表达恋爱双方情感方面的双重作用。
西方古典性史的研究者对性交易，包括从事这种活动的女性群体——妓女也给予了重视和关注。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是英国的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家。1988年，她出版了《性契约》一书。(30)在书中，佩特曼提出了契约论并非是中立的，也非普遍适用于所有公民的思想。她的著作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挑战了传统的契约论，对于研究西方古典性史、性别关系和性交易问题具有理论意义。2003年，托马斯·麦金(Thomas A.J.McGinn)出版了《古罗马的卖淫、性和法律》一书，探讨了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50年影响女性卖淫活动的法律规定，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罗马的婚姻、家庭、性行为和妓女的状况。(31)第二年，托马斯·麦金还出版了《罗马世界的卖淫经济》一书。作者依据丰富的文献和实物证据，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叙述了罗马妓院和其他性交易场所的地理位置和功能。(32)2003年，德布拉·哈梅尔(Debra Hamel)出版了《审判尼伊拉：古希腊一个妓女不体面生活的真实故事》一书，重构了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一名因为与雅典公民结婚生子而受到审判的高等妓女尼伊拉的悲惨人生故事，说明了这一审判发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反映了当时雅典社会的法律制度和妓女的低下地位。(33)2006年，克里斯托弗·法劳内(Christopher A.Faraone)和劳拉·麦克卢尔(Laura K.McClure)主编了论文集《古代世界的妓女与交际花》。作者们依据丰富的法律、宗教、文学和艺术资料，考察了从两河流域文明到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古代世界的妓女和性贸易。全书分为“卖淫与神圣”、“卖淫的法律与道德话语”和“卖淫、喜剧与公共表演”三部分，重点研究了古希腊罗马妓女的生活及其形象。(34)
近三十年来，西方古典学者开始注重对两性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研究。1988年，美国古典学者佩奇·杜波伊斯(Page duBois)出版了《播种身体：精神分析与女性的古代表述》一书，引起了学界的重视。(35)在该书中，作者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拉康的后现代精神分析理论和传统的古典学解释都提出了挑战，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考察了从荷马到柏拉图时代古希腊人对女性身体诸如“田地”、“犁沟”、“石头”、“炉灶”和“写字板”等不同的比喻和表述，分析了这些表述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指出把女性看作有缺陷的男性的观念是一种历史现象。
同年，美国古典晚期历史学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n)出版了《身体与社会：男人、女人与早期基督教的性克制》一书。作者运用丰富的古代希腊语、拉丁语、科普特语和叙利亚语原始资料，考察了公元1世纪至5世纪罗马世界早期基督徒的婚姻与性实践状况，重点研究了他们摒弃性欲、坚持独身和保持童贞的做法，说明当时人们的身体承载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它们成为基督教徒走向其神学想象中的天堂或者地狱的手段。该书在西方古代宗教与身体的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意义，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36)
西方古典两性身体研究的兴起得益于西方古典妇女史和性史研究的繁荣，而它的发展也进一步丰富了古典性史的研究内容，并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着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对男子气概或者说男子汉气质的研究从20世纪最后十年起逐渐成为西方古典性史和性别史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并取得了很大进展。1998年，林·福克斯豪尔(Lin Foxhall)和约翰·萨蒙(John Salmon)主编了论文集《当男人成为男性：古典时代的男子气概、权力和身份》，该论文集的作者们运用丰富的史料，探讨了古希腊罗马世界与男子气概相关的多个问题。例如，汉斯·范·威斯(Hans van Wees)在论文《眼泪的历史：希腊古风时代的性别差异》中探讨了希腊人男子气概概念的变化。他指出，荷马作品中那些哭泣的英雄们，仍然保持着他们的阳刚之气，尽管他们在英勇的斗争中也可能会表现出女性的柔情。而在古典时期的雅典，男性在表达悲哀方面更加克制。(37)同年，福克斯豪尔和萨蒙主编的另一本论文集《思考男性：男子气概及其在古典传统中的自我呈现》是前书的姊妹篇。这本论文集着重论述了西方古典世界的男性在语言、诗歌、戏剧、哲学、科学和艺术上是怎样描述男性自身的，说明古希腊罗马的历史被看作是一部男人的历史。(38)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本论文集中，英国古典学者罗宾·奥斯邦(Robin Osborne)在其论文《雅典的男性雕像：视觉领域的男子气概与权力》中，分析了古风和古典时期雅典男性雕像在表达男子气概上的变化。他通过运用大量考古发现的视觉艺术资料说明，古风时期阿提卡的墓地成为炫耀男子气概的场所，年轻的男人与更成熟的留有胡须的男性被表现为重装步兵，他们手执宝剑与长矛，身着戎装。在这个时期，阿提卡的葬礼纪念物在定义什么是真正的男人时主要考量的是他在体育竞技与战争中取得的个人成就。在古典时期雅典的雕塑中，男性在力量上的自豪与战争中的勇猛则逐渐淡化；个人关注的远非成为英雄，无论是古典墓葬中私人的展现，还是帕特农神庙中公共的雕塑，都定义着新的男子气概，它强调的是团体与合作的好处，而不再是竞争与个人的美德。(39)
2014年，马克·马斯特森(Mark Masterson)在《古希腊罗马性经验指南》一书的第二章中，专题论述了古希腊罗马世界的男子气概问题。在该文中，作者追溯了“男子气概”一词在希腊荷马时代和古典时代以及罗马共和与帝国时期的变化。在他看来，西方古典世界的男子气概具有对男性身体感兴趣的特点，还跟战士的勇敢有联系。古典世界的男子气概也与一种怀古的情绪有关系，人们常常认为当下的一代在男子气概方面不及上一代。随着社会的逐步稳定，男子气概的含义往往更倾向于美德的意思。此外，古典世界的男子气概与同性恋和自我控制的理想也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40)
三、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三大路径
西方学者对于古希腊罗马性史的探讨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大体说来，西方古典性史研究主要包括三种路径：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福柯的《性史》为性经验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其最突出特点是把性史当作话语的历史来分析。在福柯看来，话语是组织语言的社会方式，并赋予其意义，使其具有特定的权力结构。在一个既定社会中，性活动所采取的形式一定与这个社会的权力组织形式密切相关。福柯在谈到该书的方法时说：“本书的目的是从权力角度，而不是从压抑或法律的角度，来分析有关性的知识的某种形态。”(41)他还指出：“事实上，权力和知识是在话语中发生联系的。”(42)福柯认为，性不是与历史无关的东西，而是18世纪的创造。性的本能没有天生的东西，它们的压抑是虚构的事情。相反，性活动和性是文化对于身体的一种创造，一种强迫个体进入先决性范畴以控制它们的方式。(43)
福柯的理论在理论和方法上对文化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帕特里西娅·奥布莱思(Patricia O'Brien)在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中指出，福柯备受争议的作品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新文化史研究路径。福柯关心的大问题是文化的形成，其中蕴含了福柯著作的巨大前景——要在文化史中实现整合，权力/知识是权力/文化的一个方面。福柯公认的贡献之一是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变迁的重要工具，这一点为各类新文化史家所接受。(44)福柯因其理论对西方思想史和古典性史研究发展的卓越贡献而获得了高度评价，他被看作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以及“20世纪最有智慧的人之一”。(45)在他的影响下，古典学界出版了不少运用他的权力话语分析路径研究古希腊罗马性经验的论文和著作。当然，也有西方古典性史研究者在运用福柯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也力图纠正福柯在引用古典文献资料和当代学术著作时所犯的错误。
1990年，大卫·霍尔朴林等人出版了论文集《在性面前：建构古希腊世界爱的经验》。该文集的作者们大都受到福柯的影响和鼓励，其主编在序言中指出，性经验是人类身体的性感带和性能力的文化解释。(46)在这部论文集中，15位著名的文化史家和古典学者分析了古希腊社会性爱话语和性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引起了古典学界对古希腊人性经验问题的广泛关注。同年，约翰·温克勒(John J.Winkler)出版了《对性欲的约束：古希腊性和社会性别的人类学》一书。(47)作者把对古希腊人性经验的探索放到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并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考察了性和社会性别在古希腊社会的建构状况，其富有思想性的研究成果对西方古典性史和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福柯的理论和方法虽然影响巨大，但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其中最为激烈的批判者是那些具有性别意识和女性主义视角的古典性史研究者，他们把社会性别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结合起来，在肯定福柯的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其理论和方法的严重缺陷。一些女性主义古典性史研究者指出，在重构古希腊性经验的过程中，福柯没有考虑到妇女。(48)福克斯豪尔认为，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修辞方面，社会性别都是希腊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原则，福柯在分析性活动的话语时忽略了这一点，他在重构古典性史时，只建构了整体中的一部分——自由的男人。而且，福柯在分析古希腊罗马人的性观念时，忽视了这些观念背后复杂的民族背景。因此，他在《性史》中的观点和方法论存在很大的缺陷。(49)埃米·里奇林(Amy Richlin)指出，福柯及其追随者对于希腊文化现象的关注忽视了罗马人的特殊性。(50)一些古典学家认为，福柯在划分区别上是失败的，这一缺陷损害了他的著作。应当指出的是，雅典人并不都是希腊人；古典时期不同于古风时期，公元前4世纪也不同于公元前5世纪；最重要的是，福柯将罗马等同于希腊。(51)女性主义古典性史研究者在对福柯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批评的同时，也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古希腊罗马人的性经验进行了探索。
1983年，美国古典学者埃米·里奇林出版了《普里阿波斯的花园：罗马幽默中的性和攻击》一书。作者运用人类学、心理学、文学和女性主义的方法研究古罗马讽刺作品中涉及的男性性攻击问题，探讨了它所体现的社会性别和权力问题。在她看来，攻击性的性幽默加强了个人和社会的攻击性行为。该书于1992年修订后再版，新版的序言内容丰富充实，不仅包括对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学术综述与评论，而且也阐述了作者对女性主义与古典性史和妇女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她在该书修订版的序言中深刻地指出，在罗马，上层女性可以拥有一个男性奴隶；就阶级而言，社会底层的地位是被女性化的。在这里，等级制是比父权制更适当的术语。(52)1985年，美国古典学者伊娃·柯尔斯(Eva C.Keuls)出版了《阳具的统治：古代雅典的性政治》一书。作者运用丰富的文献与陶瓶画资料，研究了雅典男性的性行为和女性的物化问题。她认为，古代雅典的文化更具有男权社会的特征，其妇女要比西方历史其他文化下的女性更加受压抑。(53)
1997年，朱迪丝·哈利特(Judith P.Hallett)和玛丽莲·斯金纳(Marilyn B.Skinner)主编的论文集《罗马性经验》一书出版。该书的作者们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探讨了古罗马男女两性的性观念，考察了当时的文学作品对男性气质的建构方式，并对将此作为谋生手段的娼妓的社会角色进行了研究。(54)十分可贵的是，该论文集的作者们超越了单一的社会性别视角，能够运用阶级和种族等其他范畴进行分析，并注意观察社会身份的流动性；克服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和同一性别群体内部的差异。斯金纳在该论文集的序言中指出，罗马人的性别界限比希腊人更富弹性，也更不稳定。她认为，无论是从拉丁语角度来考虑，还是从罗马性观念角度考虑，将“男性”的对立面设定为“女性”都太简化了。男人(vir)这一特定称呼是以主体与女性的、无能的、奴役的以及外邦的事物的区别程度而确定的。女性化之男子(cinaedus)、性行为中被动之男子(pathicus)以及女孩(puella)构成了理想男性的参数。(55)里奇林看到，罗马文化体系的特点是，存在着“危险的有渗透性的”阶级、种族和性别界限。自我/他者和主动/被动的对立被植入这三种范畴中，并不可避免地使之融合起来：这样，非意大利的穷人、被释奴，或者奴隶，特别是希腊人或者东地中海地区的人，必定也会被当成女性。然而，较大的流动机会在各种社会阶层中催生了一些可怕的人物，他们摆脱了种族和阶级的束缚，取得了优于罗马人的地位。(56)这些认识与女性主义学者和妇女史家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的“超越社会性别”和关注差异的学术趋势相一致，是这一趋势在西方古典性史研究领域中的反映。
女性主义古典性史研究者对福柯派的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高潮，当时甚至发生了有关性问题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古典学者分为激烈抗争的两派，即女性主义者和福柯派。(57)然而，这两派的观点和研究路径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这两派虽然在性别视角上有差异，但是在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上无疑是有共性的，而且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往往相互影响。正如林·亨特所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史研究和近年来对性别差异的强调，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对文化史的方法论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美国，妇女史和性别研究已经处于新文化史的前沿。(58)奥布莱思认为，虽然福柯没有认识到性别是一种分析范畴，他通过话语去分析权力的方法却会在这一领域催生出累累硕果。(59)斯金纳进一步指出，我们不能将福柯派和女性主义者假定成两种完全分离的路径；相反，我们必须考虑“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最早的四篇古典学家所做的福柯派的论文都出现在1990年，这标志着古代的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探究主题建立了起来，它无疑受到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和大力支持。(60)
福柯对于古希腊罗马性史的研究不仅与女性主义者有所不同，而且也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存在分歧，具体地表现在“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分歧上。福柯对于西方古典性史的文化分析，也被称作“建构主义”；而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研究西方古典性史的倾向则被称为“本质主义”。本质主义者把性看作是“一种强劲的、本能的力量，其特征构成了人类这种动物的生物属性，这种力量影响着人类的制度，其意志将迫使这种力量进发，不是以直接的性表达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在受到阻碍的情况下以变态或是精神病的形式呈现”。(61)这种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法在20世纪中叶占据了学界以及大众思想的主流，80年代福柯的学说盛行之后，它已逐渐失势。但近年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在西方古典性史研究领域中经历了一场令人瞩目的复兴，因为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在对性别自身进行古代文化构建时需要采用心理层面的分析。那些发现福柯对性话语描述不充分的人——因为福柯忽视了性幻想在欲望中所起到的作用——转而向拉康的通过语言建构自我的模型来寻求理论指导。(62)
总的说来，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勃兴与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和“性革命”等西方社会运动密切相关；以社会性别理论为突出成就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在西方史学革新过程中兴起的妇女史和新文化史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福柯和多弗等人则是该领域研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开拓者；其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同性恋、性道德、性交易、两性身体和男子气概等多方面的主题；西方学者主要通过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三条路径来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性史，这些路径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它们往往在相互批评的过程中相互影响，并由此获得进步。
西方古典性史是古典历史研究中一个新兴的前沿性研究领域，它不但打破了人们对于性话语的禁忌，而且进一步拓宽了古希腊罗马史，尤其是古典妇女史和性别史的研究领域。作为考察西方古典社会性别关系的一个独特视角，它展现了当时男女两性在性和身体权力方面的不平等，揭示了两性以及同性之间性行为背后的文化机制和权力关系；作为一个具有跨学科特征的学术领域，它打破了传统史学研究的范畴，在吸取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尤其重要的是，它使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古希腊罗马的社会和文化，了解古希腊罗马人性爱的多种形式以及少男之爱在古希腊盛行的原因，关注到在西方古典社会中，除了妇女、外邦人和奴隶之外，还有男妓等其他边缘性群体，这些人的生活和性经验同样不应当被忽视和遗忘。与此同时，它对于我们理解中外历史上的性文化和当今世界人们所面临的性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Laura K.McClure,ed.,Sexuality and Gender in the Classical World,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2,p.6；利奇德：《古希腊风化史》，杜之、常鸣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②Ann Oakley,Sex,Gender and Society,London:Maurice Temple Smith Ltd.,1972.
③Gayle Rubin,"The Traffic in Women: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ayna Reiter,ed.,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5；该论文的中译本可参见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1-81页。
④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⑤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⑥Sarah B.Pomeroy,Goddesses,Whores,Wives and Slaves: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New York:Schocken Books,1975.
⑦Sue Blundell,Women in Ancient Gree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98-112.
⑧Marilyn B.Skinner,Sexuality in Greek and Roman Culture,Malden,Oxford and Carlton:Blackwell Publishing,2005,pp.1-3.
⑨Kenneth James Dover,"Classsical Greek Attitudes to Sexual Behaviour," Arethusa,vol.6,no.1(Spring 1973),pp.59-73; Laura K.McClure,ed.,Sexuality and Gender in the Classical World,pp.19-33.
⑩Kenneth James Dover,Greek Homosexual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11)中译本参见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米歇尔·福柯：《性史》，张廷琛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
(12)Kenneth James Dover,Greek Homosexuality,pp.100-109; Marilyn B.Skinner,Sexuality in Greek and Roman Culture,p.7.
(13)参见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第154页。
(14)Eva Cantarella,Bisexuality in the Ancient World,Second Edi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reface xv-xviii.
(15)David M.Halperin,One Hundred Years of Homosexuality and Other Essays on Greek Love,New York:Routledge,1990.
(16)大卫·霍尔朴林：《如何书写男同性恋历史》，王政、张颖主编：《男性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217页。
(17)Andrew Lear,"Ancient Pederasty:An Introduction," in Thomas K.Hubbard,ed.,A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Sexuality,Malden,Oxford and Chichester:Wiley Blackwell,2014,p.102.
(18)Robert Flacelière,Love in Ancient Greece,New York:Macfadden-Bartell Corporation,1964,p.43.
(19)Andrew Lear,"Ancient Pederasty:An Introduction," pp.102-127.
(20)Andrew Lear,"Was Pederasty Problematized? A Diachronic View," in Mark Masterson,Nancy Sorkin Rabinowitz and James Robson,eds.,Sex in Antiquity:Exploring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Ancient Worl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5,pp.115-136.
(21)Judith M.Barringer,The Hunter in Ancient Greec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
(22)Craig A.Williams,Roman Homosexuality:Ideologies of Masculinity in Classical Antiquity,Second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23)Bernadette J.Brooten,Love Between Women:Early Christian Responses to Female Homoerotici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24)Nancy Sorkin Rahinowitz and Lisa Auanger,eds.,Among Women:From the Homosocial to the Homoerotic in the Ancient World,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2.
(25)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第15页。
(26)米歇尔·福柯：《性史》，“译序”，第9页。
(27)Marilyn B.Skinner,Sexuality in Greek and Roman Culture,pp.14-15.
(28)David Cohen,Law,Sexuality and Society:The Enforcement of Morals in Classical Athe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29)Martha C.Nussbaum and Juha Sihvola,eds.,The Sleep of Reason:Erotic Experience and Sexual Ethics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
(30)Carole Pateman,The Sexual Contrac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31)Thomas A.J.McGinn,Prostitution,Sexuality,and the Law in Ancient Rom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32)Thomas A.J.McGinn,The Economy of Prostitution in the Roman World,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4.
(33)Debra Hamel,Trying Neaira:The True Story of a Courtesan's Scandalous Life in Ancient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34)Christopher A.Faraone and Laura K.McClure,eds.,Prostitutes and Courtesans in the Ancient World,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6.
(35)Page duBois,Sowing the Body:Psychoanalysis and Ancient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36)Peter Brown,The Body and Society:Men,Women,and Sexual Renunciation in Early Christian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
(37)Hans van Wees,"A Brief History of Tears:Gender Differentiation in Archaic Greece," in Lin Foxhall and John Salmon,eds.,When Men Were Men:Masculinity,Power and Identity in Classical Antiqu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p.10-53.
(38)Lin Foxhall and John Salmon,eds.,Thinking Men:Masculinity and Its Self-Representation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
(39)Robin Osborne,"Sculpted Men of Athens:Masculinity and Power in the Tield of Vision," in Lin Foxhall and John Salmon,eds.,Thinking Men:Masculinity and Its Self-Representation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pp.23-42.
(40)Mark Masterson,"Studies of Ancient Masculinity," in Thomas K.Hubbard,ed.,A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Sexuality,pp.17-30.
(41)米歇尔·福柯：《性史》，第90页。
(42)米歇尔·福柯：《性史》，第98页。
(43)Mark Golden and Peter Toohey,eds.,Sex and Difference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3,p.7.
(44)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43页。
(45)Mark Golden and Peter Toohey,eds.,Sex and Difference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p.8.
(46)David M.Halperin,John J.Winkler and Froma I.Zeitlin,eds.,Before Sexuality:The Construction of Erotic Experienc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3.
(47)John J.Winkler,The Constraints of Desire:The Anthropology of Sex and Gender in Ancient Gree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
(48)Mark Golden and Peter Toohey,eds.,Sex and Difference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p.11.
(49)Lin Foxhall,"Pandora Unbound:A Feminist Critique of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Mark Golden and Peter Toohey,eds.,Sex and Difference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pp.167-182.
(50)Amy Richlin,"Zeus and Metis:Foucault,Feminism,Classics," Helios,vol.18,no.2(Autumn 1991),pp.168-171.
(51)Mark Golden and Peter Toohey,eds.,Sex and Difference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pp.10-11.
(52)Amy Richlin,The Garden of Priapus:Sexuality and Aggression in Roman Humor,Revised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xviii.
(53)Eva C.Keuls,The Reign of the Phallus:Sexual Politics in Ancient Athens,New York:Harper & Row,1985.
(54)Judith P.Hallett and Marilyn B.Skinner,eds.,Roman Sexual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1.
(55)Judith P.Hallett and Marilyn B.Skinner,eds.,Roman Sexuality,pp.11-25.
(56)Judith P.Hallett and Marilyn B.Skinner,eds.,Roman Sexuality,p.20.
(57)Marilyn B.Skinner,"Feminist Theory," in Thomas K.Hubbard,ed.,A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Sexuality,p.1.
(58)林·亨特编：《新文化史》，第17页。
(59)林·亨特编：《新文化史》，第44页。
(60)Marilyn B.Skinner,"Feminist Theory," p.5.
(61)Marilyn B.Skinner,Sexuality in Greek and Roman Culture,p.8.
(62)Marilyn B.Skinner,"Feminist Theory," p.6.
（本文刊于《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