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发表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以北美西部土地拓殖的内生性因素重新解释了美国国家历史道路的形成。此后百余年间，特纳的学说持续发酵，在变动的历史语境和史学语境中与时俱进地被赋予各种新意。经由批评和再认识而层累叠加的“边疆阐释”，构成了美国现代史学中一道跌宕绵延的学术风景，映现出20世纪美国时代潮流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价值观与历史编纂学的嬗变。

　　危机中的反思与批判

　　特纳在提出“边疆假说”后声名鹊起，针对性的批评也在其学术声誉日隆之际悄然而至。20世纪20年代，特纳文集《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甫一面世，笔伐之文便见诸报端，最有影响力的批评者当属被冠以“进步主义史学旗手”之名的查尔斯·比尔德。比尔德肯定“边疆假说”中的经济因素，但同时认为特纳过于强调“边疆”和“地域”，忽视了对于美国历史发展更具重要意义的“阶级”。

　　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萧条与社会危机，改变了进步主义时代关于美国历史特征成因的经典论断，启发美国历史学家从坚实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基础中寻找比“边疆”更为根本和有力的历史解释要素。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易斯·哈克撰文批评特纳：美国道路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它同欧洲的历史一样，在大工业时代和垄断资本主义来临之后，必将迎来阶级冲突与社会革命的升级；“边疆”的概念遮蔽了实际存在于美国社会的“阶级差别”；“无主土地”也并非培育“美利坚精神”的温床，西部土地的拓殖从根本上只是为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提供了农业基础。“经济基础”与“阶级关系”等带有唯物史观倾向的解释工具的运用，更为透彻地揭示了“边疆决定论”中的逻辑抵牾。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本质性思考，拆解了“美国社会安全阀”等支撑“边疆假说”的核心论题。

　　二战后的理论新诉求

　　1945年12月，新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卡尔顿·海斯在题为《美国边疆，什么样的边疆？》的主席演说中大声疾呼：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深刻反思特纳的边疆论，其“孤立主义”倾向无益国家当下，贻害民族未来。海斯强调，美国的文化之根在欧洲，“如果我们想要在重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事业中成功地担负起领导使命，就必须重视欧美之间的文化渊源关联”。美国历史学家应当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史观，以长时段的视野和文化史的连续性思维重新审视“边疆”——它不应是随西进停止而不复存在于北美大陆的“美国的边疆”，而是横跨了广袤的大西洋，能够代表欧美利益联合体的“西方文明的边疆”。这篇演讲堪称美国“现时主义”史学的典范，以学术之名展开的“边疆”批判蕴含着鲜明的冷战思维和霸权意图，积极因应了二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局。

　　“孤立论”因有悖美国的全球新战略而被抛弃，与之互为表里的“边疆冲突论”则因不合于美国战后国内文化主流而同样遭到批判。战胜国的荣耀及战后的欣欣向荣自然呼唤美国历史解释的再出发。以“冲突论”分析美国史见长的进步主义史学日渐没落，更受欢迎的是凸显美国历史连续性与社会稳定性的“和谐论”史学。恰逢此际，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以全新的历史解释表达了繁荣时代所需的自信。他在著作中写道：“特纳意识到了美国的成就，但没有恰如其分地在历史作品中反映这种成就，他把西部的发展描绘成了美国扩张主义的狂傲记录和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斗争哲学。此等论断尽是空洞的爱国主义。”

　　变革年代的解构与重构

　　霍夫斯塔特对特纳的批判很快也成为历史。就在他精心描绘心中的和谐社会图景时，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社会变革。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民权运动与反战抗议此起彼伏，光怪陆离的各色“主义”冲击着美国人的传统观念基石。在学术领域，新史学运动风行欧美，“拓展史学新园地”和“自下而上看历史”等新观念、新方法向美国传统史学中的宏大叙事发起挑战。象牙塔内外的社会与文化变量，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批判“边疆假说”的新合力，推动了“新西部史”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形成。

　　1983年，名为《历史学家与美国西部》的论文集出版，主编米切尔·马隆教授认为，“西部史正处在转折点上，现在迫切需要总结过去，规划未来”。他特别强调，“20世纪70年代涌现了大量的史学新方法，西部史学家的实践却慢了一步”。为此，文集选取了在当时来说具有一定前沿性和引领性的主题，如西部的采矿业、交通业、女性地位、印第安人的生存状况，等等，这些革新反映了家庭史、妇女史和社会史对西部史学科的强劲影响。马隆的文集带动了“边疆史”向“新西部史”的转向。20世纪90年代初，《通往新西部史之路》《苍穹之下：重思美国西部的过去》等文集共同发力，以族裔、阶级、性别、帝国等新概念，环境史、当代史、全球史以及史学史等新视角，在传统边疆论题之外开辟了新的史学园地。“新西部史”学派迅速壮大为美国“新史学”阵营中的生力军。

　　随着研究的深入，新西部史家对特纳“边疆假说”的再认识，很快从方法论层面的超越发展到价值观层面的批判。利默里克在20世纪80年代末痛陈：特纳及其追随者宣称其“边疆论”毫无偏见，可是，他们只代表了说英语的男性拓荒者的立场，完全漠视了女性及其他少数族裔的历史存在与持久抗争，漠视了西部这片土地因“边疆的胜利”而付出的代价；老一代西部史家把“边疆”的过去讲述成一个“进步”的故事，其实西进运动留给美国的是一笔尚未检讨与清算的“征服的遗产”——对西部弱势群体与自然环境的双重征服。在基本人权成为美国民众普遍诉求的激变时代，“新西部史”所声讨的就是蕴涵于传统“边疆假说”中的“白人种族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

　　世纪之交的理性回归

　　历经数轮激烈攻讦之后，“边疆假说”在史实、史论、史料与史观等各个方面的局限已毕现无遗，批判随之降温。史学家对特纳史学思想遗产的态度，在20世纪之末逐渐回归了理性平和。

　　1993年，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发表一百周年之际，美国学界举行了纪念活动。对于特纳的偏颇与局限，学者们毫无异议；但是大家并未纠缠于“边疆假说”的局部性，而是把特纳及其思想置于20世纪美国社会与学术的长程流变中，力求中肯地为其学术成就定位。

　　威斯康星大学的“边疆学派”后继者埃兰·伯格与威廉姆·克罗农对特纳的学术思想皆有精深的研究。在他们眼中，特纳对于美国史学的价值并不有赖于“边疆假说”的对错，而在于他提出了一个美国人世代关注的原创论题，设计了一个理解美国历史道路的经典框架。“无论是否赞同他的学说，无论使用哪些新的概念，大家都是从‘边疆’的起点出发并且沿着特纳设定的方向去探寻美国历史的意义”。尽管“新西部史”乃至更为晚近的“新新西部史”的著作索引中难觅“特纳”与“边疆”的词条，但在“边疆史”领地中萌芽的环境史、区域史、跨国史、比较政治史等新的史学分支却依然屹立于21世纪的美国史坛。

　　早在发表“边疆假说”之前的1891年，特纳就在《历史的重要性》中写道：“每个时代都试图形成时代化的历史观。每个时代都努力从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出发去重新书写过去。……向前推进的时代不断地从往昔中汲取着愈加丰富的含义。”特纳也许早就清楚，现实的“边疆”业已终结，思想的“边疆”却必定在时代的洪流中历经淘洗、负荷前行。在百年风雨洗礼之后，特纳的思想以接受学术批判的方式融入了美国的社会、文化与学术中。

　　（作者：王邵励，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特纳史学思想研究”［13YJC77004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