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1962年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副所长、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教研室主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副主任。

一、 政治运动中的顾颉刚

1949年5月26日上海全部解放，时顾颉刚先生居于上海，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作为往时的著名学者，顾先生关注着新政权重建新秩序的一举一动。如6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听陈市长毅讲话，态度极好，知反共者直是多事，我辈为国民党蒙蔽处太多矣。”

1949年8月，顾先生“离沪，与金振宇、丁君匋同行，前往北平为大中国图书局设分店”。考虑顾先生此行有意与新政权联系。然而仅仅两天之后就传来北平成立新史学会的消息，被排摈出新史学研究会，无论是为学术还是为生计，总是一件令顾先生感到不舒服的事，他分析原因为：“若予先解放而往，当不至如此也”，“前数年，予所以不能不接近政府，实以既办大中国，便不得不与政治发生关系，不虑即以此使人歧视”。对此，顾的女儿顾潮则认为：“其实被排摈的主要原因，是在办图书局之前，父亲因朱家骅的关系而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过，即便他‘先解放而往’，亦非‘不至如此也’。”8月下旬至9月中旬的北平之行，顾先生除处理书局、禹贡学会事务并访友外，不见有造访新政府高层的日程。此时的顾先生尚可以“脱离社会活动，埋头读书”自勉，可是之后令他始料未及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不仅使他这样的愿望也难以实现，而且让他不断地陷入了更大的苦闷、惶惑甚至恐惧之中。

1951年春季，镇反运动在上海展开。4月，顾先生听闻诚明学院同事被捕，“恐将来株连瓜蔓，并将及予，以此失眠”。六七月间，不断有熟人友人被处置的消息传来，尤其是顾先生妻兄张雁秋被捕之事给他的家庭尤其是夫人张静秋女士带来极度恐惧，顾先生在奔波于苏州、南京等地为此事疏通的同时，担忧“因此而致疑及我”，为防不测竟草拟《颉刚遗嘱》，“深恐一经被传，或羁时日，或竟至瘐病。故先立此嘱，以防万一”。这番遭遇，必然从思想、态度、心理诸方面对顾先生在此后的运动、治学中产生深刻影响。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最早开始于1951年秋。先是在北京大学举办了讨论“胡适思想问题” 的学术会议，12月2日又在上海大公报社举办“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此会当是北京方面命开者，而我则为其提名，不容不到，故连日有电话来催迫”。如此看来，顾先生是必须要去参加该会的，而且还提前两天即11月30日写了发言稿计三千五百字。他的发言稿在会前被友人认为“分量不够”，而且还时时透露出“胡适以前的进步作用”。

此次批判胡适思想活动的规模并不大，究竟应当怎样“清算”胡适思想，大家也不太清楚。但是顾先生作为唯一与胡适有直接关系者，他的与会和表态是最重要的，很明显，对胡适的批判是顾先生不得已为之的无奈之举。在不得不面对的批胡运动中，顾先生也只能尽量将自己与胡适区别开来。

《文史哲》1952年三月号发表童书业的《“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和杨向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昔日的弟子直接向自己公开发难，顾先生以“均给予无情之打击”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但是他随即意识到，童、杨二人此举，“盖思想改造，有大力迫之，使不得不然也”。友人于鹤年不满童、杨的做法，顾先生在给于的回信中说：“《文史哲》上之两篇文字，非存心谤我，乃在思想改造阶段中，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忏悔，犹之昔日以附我为敲门砖也。”同年11月30日的日记里，顾先生保留了一份报道胡适对受到在大陆的昔日弟子顾颉刚等人批判所发表的感受的剪报，胡适说：“顾颉刚和朱光潜两位老朋友所发表的清算我的文章，我非常同情他们原谅他们……我一看顾颉刚、朱光潜的文章，就知道是言不由衷，完全是被逼迫写出的。

批判胡适的活动暂告一段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接踵而来。他因图书局总经理的身份需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过关，因学者身份还要面对思想改造运动。张东荪、赵紫宸等人被批判的境遇，三反五反运动中不断传来的各种负面消息，使顾先生只能打起精神全力应付这些运动。4月30日和5月1日两天，“应五反检查队嘱，草自传八千言”，“自传续作四千字，共一万二千字，修改讫”。参加劳资总结大会、写自我批评、续写检讨文字等占用了大量时间，“至于此一年中，为了土改、三反、思想改造，学校上课尚且不能，何况编纂乎！”到7月9日，思想改造运动终于开始，“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蒸，一也。刺戟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评之时间，三也。”顾先生备感压力，以致在11日身体突然不适，高烧问医。

顾先生坚持着自己做人的底线， 既然不能如他人那样“互道资产阶级思想， 作竞赛” ， 索性在学习会议上称“予独谓自己无资产阶级思想，众大哗”，这当然不能获得上面的通过，却也充分表现出他的书生本性。一边是“学委会派来干部，每盛气凌人，一副晚爷面目，自居于征服者而迫人为被征服者”，一边是顾先生“改造不停，则予之检讨书势不得不在夜中作矣。真正逼死人!”

思想改造运动之后至迁京之前大约两年（1952年9月至1954年8月）的时间里， 顾先生主要忙于教学、著述、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大中国图书局相关业务等各种事宜，未再过多地被卷入政治运动中。不过，已经经历过的几场运动必然对顾先生的内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触动，也一定会促使他在某些方面做出改变。

从运动本身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而言，未见得让顾先生在思想上有什么“进步”，他自己也承认：“这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我的头脑里简直没有起作用。”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在身体上，带给他的是极度的紧张、失眠。他的日记称“予失眠自作检讨书起，至今亦月余矣。学习中终日开会，无写作之暇，而又不得不做，只得在晚间为之，而予夜中不能工作，一工作即失眠，愈发愈剧……”“失眠，此有更久之历史，而近则剧发于思想改造之时，因做总结，我经历多，必五六万字殆尽，而白天皆在开会，无闲可写，欲请假又不准，只得开夜车，遂至一发不可收拾。”在精神上，带给他的是内心的折磨、矛盾。顾先生既要在报纸上公开宣称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思想上的敌人，又实实在在地承认胡适的学术给他展现了“新境界”、胡适的研究方法让他感到“耳目一新”；既要彻夜作自己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检讨书，又在会上忍不住公开表白自己“无资产阶级思想”；既要绞尽脑汁地为自己开列所谓“贪污单” ，又扪心自问“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也”；既感叹“思想真不容不改造，而群众力量之伟大亦可见矣”，又质疑“思想改造而落形式主义”；既抱怨运动“真正逼死人”，又庆幸自己可能被保护过关而自勉“受此优待，益不敢自懈”。几次运动使顾先生自始至终挣扎、纠结于这些矛盾中，即使有被“保护过关”的传闻，他依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亦言：“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与，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

政治运动的“洗礼”也让顾先生不得不对自己的生活与治学作出相应调整，如立意辞去大中国图书局的职务、寻求有保障的教职养家、有意离沪进京供职于科学院、思考自己的学术怎样适应新史学语境。

二、 顾颉刚对就职单位的选择

1949年6月，上海解放不久，山东大学即请顾先生前往任教。1950年8月，经由上海市市长陈毅、山东大学历史系文学院院长赵纪彬、文管会主任李亚农等人的过问、举荐与帮助，顾先生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对顾先生而言，获此职位的意义，除了缓解一些经济压力、有了一个做学问的空间外，还使他得到了一个有保障的“公职”，是进入“体制内”的一个标志。

至于1951年8月以后复旦大学聘顾先生任教，则可视为高层的有意之举。顾先生希望兼任，复旦方面则属意专任，后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已经被上层列为被“争取”和可以被“改造”的对象。1952 年的院系调整，顾先生被分派至复旦大学。然而，转过年来，事情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北京方面有意请顾先生赴京的消息渐次传来。

他1953年3月8日的日记：“昨谷城谓予，到京晤徐特立先生，特立问起予著作，谓毛主席屡次提到，希望国家出版。谷城曰：‘是皆纯学术性的。’徐先生曰：‘无妨也。’予同告予，日前开人代会，晤陈毅市长，亦询予近况。”受到最高领导人关注的效应很快就体现出来。几天后的一次统战部会议上，“陈市长告予，北京方面望予去者甚多”。6月，“夏衍谓予，渠前数月到北京，陈家康及范文澜均向彼提及予，希望予到北京，家康且提及两次”。9月，“翦伯赞极劝予到北大史系”。10 月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建上古史研究所和中古史研究所，顾先生很快得到消息，赴京的单位就此明确，具体的操作也随之实施。年底，“北京方面多次邀往。十二月三日，离沪。四日，抵京。为四联及大中国业务与各处接洽，并与中国科学院商到京工作事。十一日，中国科学院刘大年、尹达来访，邀任该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至此，顾先生最终赴京到任中国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尽管顾先生在上海期间择职前后的过程颇费周折，但是从他本人选择的出发点而言， 却也比较简单明确。实际上，顾先生选择职位的目的不外有三：一是能够有一个专心治学的环境， 使他能心无旁骛地在有生之年完成他的名山事业；二是能够解决家庭的经济困难；三是撇清学者身份之外的关系与瓜葛，以求避开政治运动的纠缠。如果说顾先生与山大的失之交臂尚有些许偶然因素，那么与复旦的反复商讨则集中于专职与兼职、书籍的存放、与大中国图书局解约等问题上，而最终确定到中国科学院就职，从上述三方面来看，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大约在抗战胜利后，让顾先生最感急迫的问题是难以把长久以来积淀于胸中的、庞大的研究计划付诸实施。1948年6月至12月，顾先生应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的邀请赴兰大任教职。辛树帜校长对顾先生关怀备至，特别是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尽可能提供一切便利条件。在兰大期间，顾先生不惜放弃参加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会议，以为“所欲有大于此者”。得一良好的研究环境以便专注于学术研究，是顾先生最为珍惜的事情，也是他最大的满足。随着年纪的增大，他愈来愈强烈地感到时不我待。他在这个时期撰写的日记、笔记、书信、自述等文字中时时提及于此，紧迫感所带来的焦虑已经超出了生活拮据和运动过关。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顾先生一直不断地在规划着自己的研究计划。1950年五六月间，顾先生作《顾颉刚自传》中有“我的治学计划”一节，计划撰述《古史四考》（《帝系考》《王制考》《道统考》《经学考》）、整理翻译古籍、编辑《中国民族史料》。1950年岁末的日记中，他列出自己研究计划中“理想的成就”，以“晚成堂全集”命名，分研究论文、专著、杂类三大部分以及“古史汇函”，其中研究论文分民族史、疆域史、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其他共六部分，专著达50余部，杂类分11种，“古史汇函”17种。1953年2月28日（元宵节）的日记中，列出“编书计划”和“顾颉刚拟编著书”，前者有四类24种，后者有四类41种，还有“苏州古今地图及说明书六种”。顾先生完成于这一年二月份的《法华读书记》（六）也有“颉刚拟作书”二十余种，分古史、古籍、古学、民俗学、地方史、杂著和自序七类。计划制定的愈成熟完善，付诸实施的愿望便愈加迫切。他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不愿再上讲台从事教职，为的就是集中精力从事专业研究。在新的社会中，生活上的稳定、工作与研究条件的具备均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合适的、由政府官办的供职单位， 而中国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成立，与顾先生在工作职位上的需求条件多相符合，他一改之前在是否应聘山东大学和复旦大学问题上的犹豫态度，从日记上看，他10月7日闻听此讯，9日便认定“此本予工作岗位，势难拒绝”。

随着家中人口的增多，经济问题愈来愈成为困扰顾先生的实际困难。1950年6月30日的日记中，顾先生自陈“我的苦痛”计五项 ——“年长”：年近六十，“必须紧紧地把握现在，才可使一生学力不致虚掷”；“家贫 ”：“不但学问生涯成虚愿，即一家吃饭亦成问题 ”；“服务的不称心”：为了生计不得不做不情愿做的工作，而服务单位还经常欠薪；“无通融的朋友”：人家皆穷，无处借款；“政府的不照顾”：“政府只教人民望远景，而当前的阶段则惟叫人牺牲”。此五项“苦痛”或直接或间接地均与经济困难有关系。“予年来所以迟迴不敢脱离私营企业，正因家用不足故耳”。直到1953年顾先生写的“自述书”中，仍然强调“我妻失业，家庭经济放在我一人肩上，现在每月需一千折实单位的支出。文管会和书局两处的薪金共七百五十单位，尚嫌不足”。若就职中科院，经济问题，包括住房条件，均有改善。“传政府已决定聘予入科学院，月薪五百万元”，“知科学院特别照顾我，以正房三分之二给我，大小十二间”。这在顾先生而言，当然是乐于接受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唯物史观史学已成主导的前提下，那些业已成名的“旧史学家”在政治、学术以及学术观念等方面的选择余地是有限的，何况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又各不相同。陈垣、陈寅恪和顾颉刚是从民国进入新中国的“旧史学家”中最负盛名的三位，从结果上看，此三人在新社会中的择职取向恰各不相同，却又具有某种典型意义：陈垣选择积极靠拢新政权，成为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并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寅恪选择不与新政权合作，拒绝就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之职；顾颉刚选择离沪赴京就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一级研究员。若仅由此结果出发来解读诸人择职的态度与做法，则难免过分突出新政权与“旧史家”间的张力之一端。对于顾先生而言，赴京就任中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决定让他一时颇感欣慰：“今政府解除予之顾虑，使予得专心学问，垂尽之年有所贡献于祖国，此真莫大之幸福也。”

三、 顾颉刚与唯物史观史学

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史学界， 唯物史观史学很快居主导地位，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自上而下地被贯彻于历史学的研究及教研建制诸方面中。从1949 年下半年开始，《顾颉刚日记》 中不断有“看中共理论书籍”“看唯物史观书”的记录。除上文提及的书籍外，1950至1953年间，“日记” 中提到的他阅读过的“中共理论书籍”还包括《共产党宣言》、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矛盾论》等，唯物史观史学著作有《奴隶制时代》（郭沫若）、《中国经济史》（马乘风）、《中国历史概要》（翦伯赞等）、《中国革命读本》（王惠德、于光远）等，还有当时流行的《社会发展史简编》、《社会进化论》、《新社会科学讲话》等书。这些书也是当时多数史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头学起” 的必读书。

有学者把这个时期的传统学人划分为“遗世独立型”“入乡随俗型”和“有心无力型”三种，认为“第三种类型，人数最为庞大，占到这一时期传统学人的绝大多数，其中比较典型的要数顾颉刚及童书业”。笔者以为，如陈寅恪那样敢于并能够做到“遗世独立”的史家，毕竟数量极少，人数最多的应该是“入乡随俗型”，不论是“有心无力”或者是“有心有力”者，也在积极地向着“入乡随俗型”靠拢。就顾先生而言，“有心无力” 的确反映了他当时的窘境。从顾先生在此时期撰写的笔记、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出：其一，他有意学习并试图在研究中尝试使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1951年9月在给童书业的信中说：“承嘱多读近刊马列主义书籍，极欲为之，惟身兼四职，竟无闲暇可得。”1951年冬，在上海学院讲授古籍整理课程的总结中，顾先生写道：“辩证唯物论及历史唯物论，近年虽曾致力，但运用时未知得当与否，自需努力学习，以期无误。”1953年写的《顾颉刚自述书》中亦言：“解放以后，读了几本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书，觉得我以前的工作，搜集材料有余，理论和方法都不够精确，很想接受先进的指导，使得我的学术工作结合着现代的需要。”其二，如上所述，顾先生自己殷殷期盼要实施的、庞大的“治学计划”已经让他难有精力再心有旁骛，从这个时期撰写的读书笔记等研究性文字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精力仍集中于他治学计划中的古史研究及史料考订方面。其三，顾先生当时已近花甲之年，研究理念、研究特点与方法已趋于定型，遽然转变很难做到得心应手。其四，作为一名学者，在没有真正地领会唯物史观的治学理念并且没有把握将其与自己的治学特点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顾先生在内心是不愿也不能认同于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的。1952 年 10月给友人的信中说：“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大愚，实不知其可。”“刚自信决无成见，亦真愿以唯物史观为我主导思想，特不愿随波逐流，作虚伪之顿悟耳。我想，凡真正能作学问者，当必承认我言”。又如对于当时流行的“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的原则”，顾先生一面表示认可“莫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一面又疑惑“劳动人民的历史，传下来的太少了，尤其是古代。如何在全部是帝王将相行动的历史书里找出劳动人民的历史，这真是难题也”。其五，在内心深处，顾先生从来都对自己既有的研究成就充满自信。如在1950年8月给友人的信中，他从学术史的角度肯定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我辈在今日固不合时宜，然百年之后，时代骄儿都尽，学术界中所纪念者匪异人任矣。每念清末有俞、孙，民初有章、王，已将清代学术引到作结论的地步，而政治潮流，来势过猛，炫人眼目，失其正常，遂将此应获得之收成放下。我辈如能排万难而为之，则累累硕果皆在掌握中矣。惟士生今日，生活负担过重，不知能终容我辈为之否耳。”

面对新政权建立后贯彻使用唯物史观史学的态势，顾先生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疑古学说等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另一方面，还要找到按照他既定的“治学计划” 继续从事古史研究与古书考证的理由，这就使他不得不想方设法地论证自己的古史研究在唯物史观史学为主导的中国史研究中并非没有意义。然而这并不能阻止“古史辨派”遭到批判的命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将“古史辨派”归入资产阶级史学的观点渐次出现，并随着顾门中人童书业和杨向奎分别发表的《“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和杨向奎的《“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等文章而达到高潮，使其疑古思想面临被全盘否定的渊薮。顾先生虽无法公开为文进行反驳，只好“写笔记二千余言，论《古史辨》之地位”。第一，引列宁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因此，“疑古思想就是在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的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古史辨》该是无产阶级的文化”。第二，“《古史辨》的工作确是偏于破坏的，所要破坏的东西就是历代皇帝、官僚、地主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而伪造或曲解的周代经典”。“所以《古史辨》的工作还该完成”。第三，“说我代表资产阶级，我仍不愿接受。我觉得我的思想是继承刘知幾、郑樵、朱熹、阎若璩、姚际恒、崔述的，他们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则我便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第四，“考据学者，史料学之基本方法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 在沪期间的顾颉刚先生裹挟于时代转换的大潮中，疲于应付各种政治运动、努力应对唯物史观史学成为主导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即是那个时期的“旧史家”群体都要经历的艰难过程。然而作为顾先生本人来说，他对新社会政治举措的观望及对自己就职单位的选择，对及于自身的政治运动不得不表现出的服从与妥协，对自己既有的研究成就、未来治学计划及作为一名学者的独立风格的坚守与坚持，又体现了顾先生的与众不同的应对态度与应对方式。以时势、个性、境遇诸因素综合考察，不仅是认识了解顾颉刚先生在那个时期所思所想、所言所行的出发点，也是研究当时境遇相似的其他史家以及这段学术史的基本态度。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5期，转引自《新华文摘》2015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