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方学者对中国北宋历史人物王安石的介绍和讨论已近三百年，在对王安石的认识上不断深入且充满变化，积累了丰富的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成果。王安石研究已成为西方汉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西方学者对王安石的看法深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自19世纪中叶起王安石被广泛称作“社会主义者”，20世纪中叶这一说法又被基本否定，1970年代以后在新的思潮影响下王安石的改革又被称为“国家激进主义”。
关 键 词：王安石 社会主义 汉学 国家与社会
作者简介：张呈忠，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084
在中国，有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列宁曾经盛赞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一些学者已经指出，这个所谓的权威评价其实是一个误解。①这里的误解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列宁对王安石的认识是错误的；二是列宁并无称赞王安石之意。
这句话的背景是1906年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关于俄国土地国有化之争。列宁认为，土地国有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实行土地国有制就是退回到东方专制制度。②普列汉诺夫援引埃利泽·邵可侣《新世界地理》第七卷中中国的“社会主义者”王安石的事例来警告列宁，他说：“1069年，当时中国神宗皇帝的朋友和大臣王安石颁布了废除私有制的法令。由于这道命令，国家变成了唯一的所有者，掌握了一切产品的分配权，而这些产品的生产则应当由国家的官吏来管理。”③普列汉诺夫还将列宁称为“俄国的王安石”予以抨击。④列宁对此的回应是：“普列汉诺夫同志……警告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辙(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遂)，并力图证明，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按其根源来说是反动的。这种论据的牵强性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能够把二十世纪的俄国和十一世纪的中国相比较的话，那末我们同普列汉诺夫大概既不必谈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也不必谈俄国的资本主义了。”⑤列宁认为用王安石的事例来证明20世纪俄国不应进行土地国有化的变革是非常牵强的，二者背景不同，性质也完全不同。
很明显，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关于王安石的论述都是错误的，王安石并没有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政策，自然也不会出现土地国有未遂的结果。普列汉诺夫的知识来源是埃利泽·邵可侣，即法国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者雷克吕( Reclus，1830-1905)，其著作《新世界地理》(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第7卷于1882年在巴黎出版。那么，邵可侣关于王安石的知识来自何处呢？
从探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出发，本文拟就西方学者对王安石看法的来龙去脉作一简单梳理，考察的时间起自18世纪，下限至2000年。
一、18、19世纪欧洲人眼中的王安石
根据美国学者刘易斯·A.马弗里克的研究，第一个将王安石介绍到欧洲的是法国的耶稣会士、汉学家杜赫德(Du Halde，1674-1743)。⑥1735年杜赫德在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是18世纪西方人关于中国各种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被誉为18世纪三大汉学著作之一。⑦该著第一卷对中国历史的介绍中提及了王安石与富弼关于天变的著名争论，王安石主张天变不足畏，富弼则否定了他的说法，接下来杜赫德说：“备受崇敬的司马光坚定地反对这位鲁莽而诡诈的大臣的一切措施。”⑧据当代法国汉学家蓝莉的考证，此处记载可能来源自明代袁黄的《历史纲鉴补》，而杜赫德对王安石的态度，与他自己的立场以及当时法国思想界所关注的中国无神论问题紧密相关。⑨另外，《中华帝国全志》第2卷收录了译自《御选古文渊鉴》的文章，其中包括王安石的《上时政疏》和《复仇解》，也包括两篇著名的批评王安石及其新法的文章——苏洵的《辩奸论》和郑侠的《论新法进流民图》。⑩前者指责王安石为奸臣小人，后者批评新法导致流民失所。在杜赫德的书中，王安石的形象是非常负面的。
其后，法国汉学家冯秉正(De Mailla，1669-1748)著译的《中国通史》第8卷、德经(De Guignes，1721-1800)等人所编纂的《中国杂纂》第10卷中，都有关于王安石的记载。他们都是以王安石的反对者所留下的材料作为依据来记述的。(11)1829年，法国第一位汉学教授雷慕沙(1788-1832)在关于司马光的论文中顺带介绍了王安石的事迹和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12)他对司马光明显地持赞扬态度。可以说从杜赫德到雷慕沙都带有明显的“尊马抑王”倾向。
到19世纪中叶，古伯察对王安石的描述改变了这一倾向。法国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于1844年至1846年在中国长途旅行，1854年出版《中华帝国纪行》。在该书中，古伯察提出了王安石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他认为，王安石主张政府应把帝国所有的资源收归国有，成为惟一的主人和老板；政府应全权管理商业、工业和农业，帮助劳动阶层，以防他们被有钱人榨干挤净；在土地政策上国家应是土地惟一的所有者。他将王安石的主张和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等同起来，“那些使得法国大众为之狂热，被看作人类理性进步之崇高结果的社会理论，大部分不过是天朝许多年前已经破碎的中式乌托邦。”“在公元11世纪，生活在宋王朝的中国人上演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与后来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所看到的情况比较接近。”“王安石的文章和激烈言论和我们这个时代报纸上、参议院里的宣传很类似。”古伯察还重点介绍了青苗法的实施方法，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摧折了巨贾的利益，而其目标就是使所有的阶层都变得贫富统一。他还论述了司马光与改革派就青苗法展开的争论以及后来宋神宗死后的政局变动。(13)
就古伯察对王安石叙述的内容来看，其中错误甚多，除了王安石的土地国有主张以外，最为离谱的是他关于成吉思汗的一些论述。他认为在追随王安石的改革派遭到迫害的时候，成吉思汗正在鞑靼草原上崛起。这些充满改革精神的王安石追随者逃到了鞑靼沙漠，“把不安的精神和骚动的性格传递给蒙古部落”，“狂热的革命情绪嫁接到这些强悍部落身上”，于是就有了成吉思汗的世界征服之旅！(14)可见古伯察对中国朝代的基本常识尚有所欠缺。
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一书出后不久被译为英文、德文、西班牙文、瑞典文等多国文字，在巴黎、伦敦、纽约等多地发行，阅读者广泛，是19世纪非常有影响力的关于中国的游记作品。(15)他关于王安石的论述影响甚广，这从1855年爱丁堡和波士顿的两份杂志转载古伯察关于王安石的论述就可见一斑。(16)1927年，伦敦甚至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十一世纪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in China in the XI Century)的小册子，内有古伯察关于王安石的论述，F.R.马丁(F.R.Martin)为该书写了导言。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推断：邵可侣关于王安石的叙述很有可能是直接或间接来自古伯察。邵可侣将王安石作为社会主义者写入自己的地理学著作之中，其后俄国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关于王安石的讨论也渊源于此。
二、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眼中的王安石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学者对王安石的关注增多。1903年加拿大人福开森(1866-1945)发表的《王安石》一文是西方学界第一篇正面阐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学术论文。
福开森1886年来华，曾任汇文书院首任院长，南洋公学监院，以研究中国艺术史和文物收藏著称，对宋史也颇有研究。1902年他以《宋代的儒家复兴》(The Confucian Renaissance in the Sung Dynasty)一文获得了波士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福开森的《王安石》一文发表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会刊上，他高度赞扬了王安石的深刻思想和伟大事业。作为一位对宋代历史有专门研究的学者，他分析了王安石所处时代，并将其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他提到与王安石基本同时的希尔德布兰德(即格里高列七世)，认为当时东西方都处于伟大的思想可以发挥自己效用的躁动时刻，但当时的中国比西欧更加和平和繁荣，因此王安石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性的方案具有了尝试的可能。他认为王安石强调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注重社会生活的物质和实际的方面而不是知识和道德，并引用赫胥黎的话来说明王安石和赫胥黎一样都是将人民的物质繁荣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他将王安石的改革方案分为四个方面：(1)国家商业垄断；(2)均税；(3)军事组织；(4)国家招募劳力，认为王安石的方案体现了深刻的思想和广泛的同情，虽属于功利学派但是心系大众疾苦，而他的失败是由于他对于民众对他所认为的符合他们利益的意愿过于乐观。他肯定了王安石改革的意义，“他为改革和改革方案所发明的词汇被一切后来的改革者所沿用，甚至直到我们今天的改革党。”(17)穆四基(John Meskill)认为这篇文章标志着对王安石新法的现代“再发现”，即发现王安石的事业与现代政治理念之间的明显兼容性，他称福开森是20世纪众多以此方式理解这位11世纪改革家的代表人物。(18)
1908年美国人荷马李发表《社会主义在中国是怎样失败的》一文，讲述了11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故事。荷马李(1876-1912)十分迷恋中国的历史文化，曾协助保皇会的庚子勤王活动，后来支持革命党，成为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在文中认为王安石是社会主义者，将社会主义原则传播到了整个国家。他还将王安石的主张和当时芝加哥社会主义者的纲领作了比较，认为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他认为王安石的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原因在于民众没有准备好，王安石及其他社会主义者促使人适应社会主义原则的人性改造，但是并没有如其所愿。(19)荷马李还认为王安石要进行土地国有化，实行集体农业，这都是他对王安石政策的误解。
不久之后，荷马李的观点受到了陈焕章的批评。陈焕章(1880-1933)曾就读于万木草堂，是康有为的弟子，191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出版后成为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著作。《孔门理财学》中第八篇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是从儒家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陈焕章否定了荷马李所说的王安石要进行土地国有化的看法。(20)他主要讨论了王安石的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他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王安石所主张的那些《周礼》中的法令可以有效运用，“以政府贷款为例，如果政府的权力确实是在人民手中，那么人民的利益将和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特别是官员，不可能对人民做坏事”，这样的政府贷款才能够利国利民。(21)他认为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但是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性质，那就是生不逢时，“不是太晚就是太早”——如果早一点生在封建时代(指周朝封建制时代)，或者晚一点生在民主社会的现代，王安石都是可以成功的，而且假如王安石那时成功了，中国早就成了现代国家。(22)
1909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将王安石与马克思做了比较，认为二人有多方面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对自己的论断和宏图的可实施性很有信心；在追求目标上都很坚决，甚至可以说是无情；都对历史作出了新的偏执的解读；最后，动机都来自对普罗大众的同情。”(23)同年，俄国汉学家伊凡诺夫出版了《王安石及其改革》一书，书中也称王安石改革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24)美国汉学家高文(1864-1960)在1914年的一篇论文中也称王安石是11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家。(25)
1915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对王安石变法有重点关注。韦伯参阅了陈焕章的著作，不过他关于王安石的材料多来自伊凡诺夫的《王安石及其变革》一书。韦伯写道：“王安石试图通过一种理性的(合理的)改革，以建立一支足够的、能使用的国家军队。他所进行的被人们称作‘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尝试，从狭义上讲，有点类似(即不完全相同于)埃及托勒密王朝所进行的改革尝试，后者基于高度发展的货币经济，施行了垄断的银行政策和谷物仓储政策。”(26)韦伯将王安石变法看作一场失败的理性化改革运动，其改革受到了儒教徒的反对，未能建立起合理化的军队组织和公共财政，而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文人阶层的反对与破坏对改革的失败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27)
1931年，德国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将王莽和王安石的改革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王安石“所处施殆与近代西洋的统治制度相类似”。(28)福兰阁在思想倾向上有“崇法反儒”的倾向，这和德国国家主义思潮的高涨有密切关系。(29)他对王莽、王安石的评价也受此影响。
英国人威廉森(H.R.Williamson)的两卷本著作《王安石：宋代中国的政治家与教育家》1935年至1937年分两卷在伦敦出版。威廉森曾任英国浸礼会国外事务总干事，1935年他曾在北京华文学校作关于王安石的演讲，他所写的这部著作是用来申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威廉森在书中极尽对王安石的崇拜之情，强调王安石诸项政策的合理性，他还借王安石的主张来批评当时英国保守党的政策。(30)这反映出经济危机背景下英国人对国家干预的诉求。在学术水平上，萧公权谓此书为西人关于王安石最详备之著作，然“作者之工作与其谓为研究或撰着，无宁谓为编译之较近实”。(31)此外，施赖奥克(Shryock)、赖发洛(L.A.Lyall)、魏特夫(K.A.Wittfogel)、荒木敏一、马弗里克(Lewis A.Maverick)(32)等多国学者都写有书评对该书进行介绍和评论。
王安石在这一时期还受到美国政治家华莱士的青睐。华莱士曾阅读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还读过威廉森的著作。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面临大危机的时候，时任农业部部长的华莱士从王安石的青苗法中获得启示，在美国建立常平仓制度，设立商品信贷公司，为农民提供农业贷款，缓解了农民的生存困境。中国当代学者李超民认为华莱士所推行的农业政策几乎都是源自王安石变法，“华莱士就是当代美国的王安石”。(33)美国汉学家卜德曾提出，华莱士的农业新政与王安石的青苗法没有关系，(34)但李超民否定了这一说法。(35)1944年，时任副总统的华莱士访华时称，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的第一人，他说：“他(王安石)在1068年的重大困难之下所遭遇的问题，与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所遭遇的问题，虽然时代悬殊，几于完全相同，而其所采取办法，也非常相似。”同时他还强调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制度背景：“我们固知王安石的新法因当时情形不容平民有民主的组织，以支持政府发动的改革，致遭阻挠，但王氏的思想在中国政治传统上已留下不朽的印记，九百年前保育政治所不能达到的，今日民主政治已经能够实行了。”(36)这个看法可以说印证了陈焕章对王安石青苗法的评判。
在当时对王安石的广泛赞誉中，也有异样的声音。1947年拉铁摩尔夫妇在他们的《中国简明史》中对王安石的改革有不一样的解读，他们肯定王安石的一些成就，同时认为王安石是要“在不消灭地主阶级原有结构的情况下把农业生活和农业收入从地主手里转移到政府手里。这也是一个带有典型性的中国问题。”他们否定王安石理论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王安石的用意并不在于国有制，而在于国家的全体官僚人员进行垄断控制。”(37)同年中国作家林语堂在他的英文作品苏轼传记中对王安石的评论可谓是言辞激烈的否定，他认为王安石和希特勒一样，有“妄想狂”的性格，他把王安石的改革称作国家资本主义的改革，否定梁启超所说的王安石是社会主义者，认为王安石的改革结果是“国家消除了私人垄断，却建立了自己的独占制度”。(38)他的观点受到了当时美国评论者的批评。(39)
三、1950-1970年代美国汉学中的王安石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的汉学研究进步迅速。美籍华人刘子健(1919-1993)是著名的宋史专家，他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一书是这一时期关于王安石研究最重要的著作。
刘子健以改革为主线，将北宋后期的历史分为改革、反改革和后改革三个阶段，完整地叙述了北宋后期政局的演变。刘子健还特别重视对王安石政治思想的分析，强调王安石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他认为王安石的目标是通过理想的官僚制来建立道德社会。(40)这和一般人们认为的王安石的目标是富国强兵有着很大的不同。刘著采用多重标准来划分官僚类型，超越了传统的“君子一小人”二分法。但其最核心的关怀是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反思。
刘子健肯定王安石在中国官僚制国家的背景下是非常杰出的政治家，但是“新政对国家财政的促进远远大于带给人民的利益。”他将王安石的失败也归结于官僚制的问题，王安石“并没有获得官僚集团足够强大的支持。他甚至都没有成功地建立起执行官僚的持久的忠诚，这些人是他推行新政最主要的依靠。当这些官僚转变为巧取型的时候，新政所获得的就失去了。”新政的结果是集权主义的强化、绝对主义的增长以及官僚的腐败将北宋带入了危险境地。(41)
儒家的理想主义与现实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刘子健思考的核心问题。他后来的文章以及著作都体现了这一点。(42)
1963年，穆四基编辑的《王安石：务实的改革家？》一书出版，该书收录了四个方面的内容：1.王安石的文章：《万言书》、《论风俗》；2.当时人的评判：吕诲、苏轼和司马光批评王安石的文章；3.后来的评判：陆象山和朱熹对王安石的评论；4.现代评论：福开森、威廉森、林语堂、邓广铭、宫崎市定、刘子健对王安石的研究。该书前言中提出的问题是：“王安石是不是一个务实的改革家？”(43)在关于王安石的争议之中，编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将不同的观点陈列在一起供读者参考。
20世纪70年代，费正清和赖肖尔认为，“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代表一种务实进取的儒学”，王安石与王莽有相似之处，“被作为社会主义者受到指责和赞扬，但其动机并不比他的著名前辈具有更多社会平等的思想”。在关于新法的评价上，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他的一些改革例如等级土地税、低息信贷制度以及完全放弃劳役制等显然是在经济和行政上向前迈出的步子，而其他的措施例如调价、政府控制商品以及集体担保和民兵制度只是以前制度的恢复”。(44)
此一时期，王安石为社会主义者这一说法不再流行。王安石研究的学术水准有了很大提升。
四、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宋史学者关于王安石的新见解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汉学界对王安石的研究有了新的变化，这和郝若贝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郝若贝(Robert Hartwell，1932-1996)是美国著名的宋史学者，他于1963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历任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他关于宋代的研究形成一种新的模式，被称为“郝若贝模式”，(45)其观点对美国宋史学界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宋代社会史、思想史研究影响甚大。
1963年，郝若贝在经济史家约翰·奈夫(John Nef)、经济学家哈耶克(F.A.von Hayek)和宋史专家克拉克(E.A.Kracke)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中国11世纪的铁与早期工业化》的博士论文。郝若贝称在经济学理论方面主要受到了哈耶克的影响。(46)哈耶克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自由市场最坚定的捍卫者。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不仅奠定了郝若贝论文的思想主轴，也影响了他后来的学术思考方向。
郝若贝在1971年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将11世纪的中国学术主要分为三类：古典主义(classicism)、道德教训主义(moral didacticism)和历史类比论(historical analogism)，所谓古典主义即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道德教训主义则是二程为代表的道学，历史类比论则是司马光为代表的史学。他认为古典主义效法三代，对后古典(即三代以下)历史的否决，严重限制了社会研究的经验主义基础，重建一个故纸堆中的理想古代的愿望，“回避了解释人类社会行为中非设计秩序(an undesigned order)的问题”，儒家经典的唯一权威“消除了任何对于论证或证据的逻辑方法的需求”。因此，在他看来，北宋后期的古典主义插曲实际是“一个格外贫瘠的时期”。(47)这实际是否定了王安石新学的进步意义。
郝若贝在1982年发表的《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转型》一文“在美国宋史学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奠定了其后20年美国宋史学界对唐宋变革研究的理论框架和讨论模式，其影响延续至今”。“郝若贝模式”由此文奠定，其着眼点是精英身份的转变：“主要统治阶层由唐代的世袭精英阶层发展到北宋的职业精英(官僚)阶层，再到南宋地域精英(士绅家族)”。(48)郝若贝认为，王安石试图对中国政府的机关与政策进行广泛的制度变革的时候，“地方性的、亲属的、利益集团的、恩主与受庇护的以及意识形态关系的复杂混合体形成了派系”，派系的斗争导致了职业精英的衰落，最终在12世纪初“作为一个单独的地位群体的专业精英阶层已经不复存在”。(49)
受郝若贝的影响，韩明士(Robert Hymes)和史乐民(Paul J.Smith)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这种变化。韩明士考察了两宋抚州精英的转型，他以北宋的王安石与南宋的陆九渊这两位抚州人物作比较，认为北宋精英有面向全国政治的倾向，而南宋精英具有地方性。(50)史乐民的研究重点放在王安石的新政上，以1074-1224年四川的茶叶垄断及四川和青海之间的茶马贸易为主题，重点考察的是王安石新政时期开始的四川茶叶专卖。他将王安石新法称之为“经济激进主义”，其含义“首先是一种直接通过专卖和政府企业和间接通过商税参与商品经济的倾向，其次是运用国家权力来提升经济活动和增加政府在经济的整体资源中份额的承担”。(51)他详细讨论了王安石的官僚企业制(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理论，并指出王安石的经济激进主义最终堕落为横征暴敛。(52)
1993年谢康伦(Conrad Schirokauer)和韩明士主编的《经世：宋代中国通向国家与社会之路》鲜明地体现了郝若贝模式的影响：一方面是11世纪政府积极有为的失败，另一方面是12世纪向社会和地方的转向。这部论文集的基本理论框架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53)史乐民讨论了茶叶专卖和青苗法，对经济激进主义作了进一步阐述。(54)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框架下最具代表性的是包弼德(Peter K.Bol)关于王安石、司马光比较的论文，包弼德认为：“司马光坚持认为秩序依靠于维系一个明确界定的代表权威的阶层，这种阶层的划分与职责的区别相对应。因此当王安石企图打破原有的政府分工并建立起统一的控制时，司马光想做的是保持政府各个层面的松散关系。王安石试图把政府与社会统一为一个整体，司马光则希望在政府的常规活动和人民追求物质利益的传统方式之间划出一条必要的界限。王安石希望的是打破私人财富的权威，司马光则为富人特殊的和必要的社会机能而辩护。”(55)也就是说，司马光的主张类似于“小国家、大社会”，而王安石的主张接近于“大国家、小社会”。借助这样一种分析框架，包弼德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主张不仅与宋以前的历史联系起来，“王安石脑中所想的应能使我们联想到秦朝和王莽的新朝，而司马光的观点则与汉唐比较一致”，同时也将其与近代以来的中国联系起来，“也许会有人联想到和司马光相似，国民党愿意成立一个容纳私人利益的政府，而共产党则致力于使私人利益依附于公共机构，如王安石所为”。并且，“虽然新法倡导者统治了宋朝政府近半个世纪之久，但从南宋开始，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基本上接近于司马光的认识。”(56)这样包弼德把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时代进行了两种区分：秦朝-新朝-北宋后期-共产党(改革以前)：王安石路线；汉唐-南宋至明清-国民党：司马光路线。由此可见，在这样的一个谱系中，司马光路线代表着一种正常的路线，而王安石路线则是极端的特例。
美国的宋史研究深受日本东洋史学者的影响，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或称“内藤-宫崎假说”)影响犹大。(57)包弼德将内藤、宫崎的唐宋变革论称之为传统的阐释，而将美国学者的研究称为新的阐释。他在关于两宋社会的变迁中总结说，正是因为王安石积极有为的政府其为政之道(大政府主义)的失败，才导致了南宋新儒家寻求替代国家激进主义的方案。(58)
郝若贝模式是对内藤-宫崎假说的借鉴、批判与修正。但是这种修正不仅仅是事实层面的，还有价值层面的内容。内藤-宫崎假说以王安石变法为近代化的方向，郝若贝模式则正好相反，南宋的地方士绅社会才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59)前者强调的是国家的权力，后者重视的是社会的建设；前者是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色彩浓厚的表达，后者则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展现。
纵观近三百年来西方学者对王安石的介绍与研究的历程，可以明显看出，就知识积累而言，他们对王安石的认识有着不断丰富深化的过程，并且产生了很多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成果。王安石研究已然成为西方汉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从思想变迁的角度来看，每一时代对王安石的看法都深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这反映出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都往往是“以自己的场域为前提”。(60)西方学者对王安石变法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解答，既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也有需要反思之处。
参考文献：
①郭值京：《应正确理解列宁关于土地问题(涉及王安石)的一条脚注》，《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3辑，第218—222页；李存山：《关于列宁评价王安石的一个误引》，《光明日报》2004年8月10日。
②关于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思想冲突的背景与实质，参看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9—361页。
③普列汉诺夫：《论俄国土地问题》，《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1903-1908年)》(上)，虚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99—301页。
④高放、高敬增：《普列汉诺夫与中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第38—39页。
⑤列宁：《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页。
⑥Lewis A.Maverick,"Review",Eastern Quarterly,Vol.1,No.1,1941,p.81.
⑦许光华：《法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70页。
⑧蓝莉：《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56页。
⑨蓝莉：《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第356页。
⑩蓝莉：《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第219—220页。
(11)Lewis A.Maverick,"Review" pp.80-84.
(12)Abel-Rémusat,"Ssema-kouang",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Paris,1929,pp.149-165.
(13)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在大清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历险》(下)，张子清等译，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6页。
(14)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在大清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历险》(下)，第38页。
(15)潘玮琳：《19世纪的表述中国之争：以密迪乐对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的批评为个案》，《史林》2010年第4期，第142—143页。
(16)参看M.G.马森：《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杨德山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6页。
(17)J.C.Ferguson,"Wang An-shih",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orth China Branch 35：65-75(1903-4).
(18)John Meskill,Wang Anshi,Practical Reformer? Heath and Company,1963 p.35.
(19)General Homer Lea,"How Socialism Failed in China",Van Nordens Magazine,1908,pp.107-113.
(20)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4页。
(21)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第362页。
(22)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第363页。
(23)Lewis A.Maverick,"Review",p.82.
(24)东一夫：《王安石事典》，国书刊行会1980年版，第18页。
(25)Herbert H.Gowen,"Wang-an-shih,a Chinese Socialist Statesman of the Eleventh Century",The Open Court,1914,pp.13-24.
(26)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27)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83页。
(28)福兰阁：《中国上古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苏乾英译，《食货》半月刊1936年第3卷第7期，第336—346页。
(29)黄怡容：《福兰阁的中国史观述论》，《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第119—125页。
(30)H.R.Williamson,Wang An Shih:a Chinese Statesman and Educationalist of the Sung Dynasty,Arthur Probsthain,1935-1937.
(31)萧公权：《评威廉生着〈王安石〉》，《社会科学》1936年第2卷第1期，收入《萧公权文集：迹园文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0—241页。
(32)J.K.Shryock,"Review",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56,No.1,1936,pp.99-101; L.A.Lyall,"Review",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No.1,1937,pp.129-132; K.A.Wittfogel,"Review",Pacific Affairs,Vol.10,No.2,1937,pp.212-215; K.A.Wittfogel,"Review",Pacific Affairs,Vol.12,No.1,1939,pp.85-87；荒木敏一：《H.R.ウイリア厶スン博士著〈宋代支那の政治家教育家王安石〉批评·绍介》，《东洋史研究》5(3),1940年，第213—214页；Lewis A.Maverick,"Review",Eastern Quarterly,Vol.1,No.1,1941,pp.80-84.
(33)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34)Derk Bodde,"Henry A.Wallace and the Ever-Normal Granary",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5,No.4,1946,pp.411-426.
(35)李超民：《论美国新政“常平仓计划”受王安石经济思想的影响——兼与卜德先生商榷》，《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96—100页。
(36)唯明编：《华莱士在华言论集(英汉对照)》，世界出版社1944年版，第34、35页；另见沁青：《华莱士与中国农业界》，《农业推广通讯》1944年第6卷第8期，第42—43页。
(37)拉铁摩尔夫妇：《中国简明史》，陈芳芝、林幼琪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1页。
(38)林语堂：《苏东坡传》，宋碧云译，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0年版，第83—85页。
(39)Shau Wing Chan,"Review",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7,Issue 3,1948 pp.330-332.
(40)James T.C.Liu,Reform in Sung China,Wang An-shih(1021-1086)and His New Polic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58.
(41)James T.C.Liu,Reform in Sung China,Wang An-shih(1021-1086)and His New Policies,pp.114-116.
(42)刘子健：《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中国台湾)《清华学报》1960年新2卷1期，收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117—142页；《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3)John Meskill,"Introduction",Wang An-shi:Practical Reformer? pp.vi-vii.
(44)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115页。该书初版于1973年，1978年有修订版。
(45)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第27页；卢睿蓉：《海外宋学的多维发展——以美国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232页。
(46)Robert Hartwell,Iron and Early Industrialism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Preface",Ph.D.diss.,University of Chicago,1963.
(47)Robert Hartwell,"Historical Analogism,Public Policy,and Social Science in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y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6,No.3,1971 pp.690-727.
(48)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第27页。
(49)Robert 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 and Society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2,No.2,1982,pp.365-442.中译为：郝若贝：《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转型》，载伊佩霞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246页。
(50)Robert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216-217.
(51)Paul J.Smith,"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Horse,Bureaucrats,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ichuan Tea Industry,1074-1224",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91.
(52)Paul J.Smith,"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Horse,Bureaucrats,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ichuan Tea Industry,1074-1224" p.313.
(53)Robert Hymes,Conrad Schirokauer,Ordering the World: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6.
(54)Paul J.Smith,"State Power and Economic Activism during the New Policies,1068-1085:The Tea and Horse Trade and the Green Sprouts Loan Policy",in Ordering the World: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p.77.
(55)包弼德：《政治、社会与国家——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政治观点》，载田浩主编：《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56)包弼德：《政治、社会与国家——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政治观点》，第163页。
(57)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111页。
(58)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5—76页。
(59)包弼德强调反对内藤湖南的历史目的论，不过在郝若贝模式之下的历史目的论仍然是非常明显的。参见卢睿蓉：《海外宋学的多维发展——以美国为中心的考察》，第232页；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0页；魏峰：《宋代社会的理想化分析——评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98页。
(60)秦晖：《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