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无疑是中美史学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剖析他们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中美史学是如何互动交流的，而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建设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在我国史学界正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当下。基于此，笔者拟就冷战对峙时期、中美关系解冻后以及冷战结束后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略梳理，以期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提供有益镜鉴。

一、冷战对峙时期：情报式追踪、解读与批判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中国史学界掀起了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与此同时，中美因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问题在意识形态、政治及军事上处于尖锐对峙状态。正是在这种冷战对峙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史学家开始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掀起研究热潮。那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甫一出版，大洋彼岸的美国史学家即撰文予以介绍和评述。例如，1957年中国史学界出版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问题集》、《明清史论丛》和《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三部论著，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即于1958年在《亚洲研究》上刊发《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评论文章，对其进行批判性介绍。

美国史学家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了解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史学家究竟对中国历史作出了怎样有别于以往的解读和评价。詹姆斯·哈里森(James P.Harrison)的《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战争》，详细梳理了中国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农民战争的领导、组织结构、口号、意识形态、宗教态度、作用、进展、特点及失败原因等所作的分析和研究，在详细介绍中国史学家的解释之后，哈里森对解释背后的政治动机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皇帝起源和建立的看法》、《中国共产党对于外来王朝政权的评价》、《共产党历史学中的中国中世纪》这些论文的标题，亦可知1964年《中国季刊》组织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学术研讨会的旨趣在于探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如何解读历史的。

就这一时期美国史学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而言，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政治化”或者说“意识形态化”。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曾这样批评道，“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联姻在当代中国日渐成为最明显的联姻。不仅学术应直接服务于政治利益，而且它必须在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框架内。”事实上，美国史学家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受当时冷战环境及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史学家在评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时，往往难以摆脱意识形态话语、克服政治偏见；他们的研究常常带有浓厚的政治攻讦色彩。他们多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看成一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学术”，最终目的是“将历史研究视为一种宣传，以使现存的政权能够获得中国人民永久的支持；同时，中国今天的历史写作也代表一种真正尝试，即在中国的过去为它最近所展现出来的国内和外部发展找寻合法性”。①

受“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确实存在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性作用等问题，但并非毫无学术价值。正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在评述中国史学家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时所言，“在冷战史学的幸福时代，中国史学家为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所作的努力，被西方从事中国研究的史学家草率地批评为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给他们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只是中国史学受意识形态的指引。不可否认，这种努力是以意识形态为前提，但必须指出的是，努力本身既不是无意义也不是没有价值。中国为什么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不仅对于希望理解中国社会的动力而且对于理解欧洲的起源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史学家在探寻中国史上的资本主义过程中所发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史料，改变了曾经一度流行的中国深陷于经济停滞的观点。”②

学术研究无法完全脱离于现实政治，胡绳曾就历史研究指出，“人们在研究过去的历史时，总是着眼于当前的社会政治问题，如果不是有助于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活，对过去的研究就不可能吸引人们去从事……以往的社会历史中包含着无限复杂的内容，我们也只有从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出发才能确定哪些方面、哪些问题是应当着重研究的。”③在一个讲政治、讲阶级斗争、讲革命的时代，史学家从现实需要出发，回溯历史上的政治、阶级斗争和革命，这可以说是史学家自觉介入现实政治的一种形式。这种基于现实需要的研究，既是史学家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中美关系解冻后：由描述转向学理性分析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国史学自身都出现了新变化。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之间的坚冰开始被打破，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费正清(John K.Fairbank)对尼克松访华这样评价，“在20年的敌对之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恢复了有限的接触，这件事解冻了冷战战士的思想。”中美关系的解冻，不仅解冻了这位冷战战士的思想，亦使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史学家逐渐摆脱冷战意识形态的束缚。费正清曾反思道：“今天，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解中国人民的经验，不管可以产生什么结果。这就意味着既要同情又要作出客观的评价，既要统观全局又要有批判精神，以便力求了解真实的情况。”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学者亦打破“左”倾思潮影响下形成的种种精神枷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呈现出一派新的景象。

借中美关系正常化之东风，中美史学家开始了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例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先后于1974年、1977年、1979年随团或率团来华参观访问，并撰写《在南京与四位中国史学家的交流》、《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中国史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研究》等考察报告。与此同时，中国史学家对农民战争、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萌芽等老问题所作的新讨论，美国史学家亦及时予以关注，刘广京的《世界观与农民起义：毛泽东以后的历史学回顾》、拉普(John A.Rapp)的《中国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等即是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史学家此时开始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展开学理性分析。阿里夫·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即是以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为探讨对象，从学术史角度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起源以及论战如何塑造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借此厘清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政治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唯物史观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哥伦比亚大学傅佛果(Joshua A.Fogel)的《中国史学中的种族与阶级：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及其反满主义的不同解释》，旨在考察运用阶级分析法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如何研究辛亥革命中的反满主义、反满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借此探讨作为革命动机源的种族与阶级之关系。

伴随着中美史学交流的逐渐正常化，美国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逐渐深入，不再像此前那样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视为“极权政治”的附属物，“毫无意义和价值”；相反，他们开始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的学术价值。德里克在其《革命与历史》一书中即表现出克服政治偏见，客观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努力。他认为在历史观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视，“改变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展现出一种对于历史解释的复杂性的全新的认识”；其次，在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之应用于中国历史，“导致了史学问题的根本性重建，并刺激了发明新方法和新概念以解决在先前的史学思想中至多只是受到边缘性关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努力”；再次，马克思主义促使中国史学超越确定历史事实而进入解释历史的层面，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一套解释系统，为新的通史编撰提供了概念工具。德里克还就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政治性问题进行了学术上的辩护。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缺陷，“仅仅是史学理论及其应用尚需加以限制的问题，它们并不能取消这些著作对历史问题的创新性洞见，以及进行与其基本假定相配合的批判性研究的潜力。而且即便有这些缺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历史解释的复杂性的意识无疑仍要比其同时代的天真的学院派史学家要精密得多”。⑤冯兆基(Edmund S.K.Fung)在《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关于1911年辛亥革命的史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阶级分析和形塑革命领导人思想观念的社会背景，“这为探究革命者思想的社会经济背景、成就以及革命影响提供了一种洞见，这对于遵循传统史学叙述方法的学者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美国史学家所作的这些分析和评价，是植根于美国自身的学术环境和问题旨趣，其研究的取向自然有别于中国国内。但是，随着交流的正常化和日渐深入，美国史学家不再像此前那样带有浓厚的政治攻讦色彩，开始注意挖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样一个与现实政治相关度甚高、曾经充当过重要政治斗争工具的研究课题来说，需要学者将其作为学术性的科学问题来加以探讨，方能克服因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的某些问题而将其一笔抹杀的惯性思维，亦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价值。

三、冷战结束后：注重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局面

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不仅宣告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就此结束，同时也意味着曾经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中国国内则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加速推进，价值多元化乃至价值冲突已成不争的事实。

对于冷战结束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美国史家各自从不同的视角对其相关问题予以探讨。例如，傅佛果的《苏联、中国和日本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和劳伦斯·沙利文(Lawrence R.Sullivan)的《关于“封建主义”的争论：中国的史学与政治》，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史学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多尔特希·马丁(DortheaA.L.Martin)的著作《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的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史的透视与解释》，探讨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于世界史解释的变化；李怀印的《从革命到现代化：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史学的范式转变》和《传统与革命之间：范文澜与马克思主义近代中国史的起源》，分别以史学范式转型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起源为考察对象。

美国史学家在探讨各自的问题时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在遭遇不利的局面。美国史学家认为，随着中国与全球在政治经济方面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常用的阶级、帝国主义等概念被抛弃，而且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也不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用阿里夫·德里克的话来说，中国史学处于“后革命时代”，意即革命的历史遗产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历史研究，但所有的史学都拒绝革命；不仅如此，后革命时代的史学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反革命”，它不仅反对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而且从根本上反对将革命和革命性变革视为历史研究的概念。在美国史学家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遭遇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革命范式被抛弃，中国史学界流行的是现代化范式、反现代化范式或反范式史学；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被恢复，暗示中国史学家已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视为史学理论加以应用，这虽不会导致重新书写中国的过去，但中国史学家已因此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更为复杂的解释策略，从而削弱官方对史学的控制。

美国史学家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遭遇困难是因为伴随着全球化时代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碰撞，革命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日渐消失；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生产方式的普遍性视为研究信念。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生产方式充当的是阐释欧洲资本主义的叙事代码，亚细亚生产方式代表的是未竟的叙述，是用来衬托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和普遍性。生产方式的普遍化导致的是欧洲历史或者说资本主义历史成为中心情节，其他地区的历史必须围绕它来讲述。当中国史学家运用生产方式普遍化这一概念来解读历史时，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矛盾困难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曾试图以各种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欲使之同中国历史相一致，但他们所做的只是对生产方式普遍化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没有找到其他可替代的选择。在美国史学家看来，生产方式仍是分析全球化时代历史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既为历史的普遍化提供了钥匙，同时也谨防地区历史主义的出现；但是，在运用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进行历史书写时必须将其历史化或者说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化，这将不仅给其他生产方式同时也给其他叙事方式留出空间。⑥

不可否认，美国史学家对冷战结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解读与分析确有值得我们思考之处，但他们的解读因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或囿于意识形态成见而存在明显的偏颇乃至歪曲。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史学界虽然出现史学多元化思潮，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也有所下降，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并没有如美国史学家所说的那样陷入了困难。事实上，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具有无可替代的理论价值和跨时代的解释力，因此它依然是中国多数史学工作者的思想武器和剖析历史之利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面对中国之崛起及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现实问题，中国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下正致力于对其作出富有历史底蕴和时代特色的探索与回答，并籍此努力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过深刻反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的历史时代条件下正又一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总之，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趋活跃，尤其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构建的不断推进，美国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仍将继续，甚至可能形成“热潮”。对此，我们需要加强同美国史学家的交流与对话，因为美国史学家基于自身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所作的研究不只是一个可供比较的参照对象；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相异的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将刺激我们的学术自省意识，为我们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及研究思路。

注释：

①Harold Kahn and Albert Feuerwerker,“The Ideology of Scholarship:China's New Historiography”,In Albert Feuerwerker,ed.,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The M.I.T.Press,1968,p.13.

②ArifDirlik,“Chinese Historians and the Marxist Concept of Capitalism”,Modern China,Vol.8,No.1(Jan.,1982),p.107

③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胡绳全书》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302页。

④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

⑤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⑥阿里夫·德里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载阿里夫·德里克著：《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322页。

（原文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

（吴原元，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